我的父亲是普通知识份子，国民党时期做过广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站长。1949年后，父亲被视作阶级异己分子，无端被撤职降薪。文革期间，我的父母双双被隔离审查批斗，父亲被罚跪和殴打。每当想起无辜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余痛。在每个民主、正义的国家，个人的生命和尊严都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什么我们中国就要例外？

我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1949年至1952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1956年肃反时，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分，以致影响到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年至1963年，伯父被送到三水农场劳动改造。文革期，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的儿子不慎溺水身亡，伯父赶去办理后事，哭昏在儿子的坟前。因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大伯不但没有拿到分毫抚恤金，还备受军队干部野蛮无礼的对待。

我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家大机构做事，因误信马列，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年曾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在中共指挥下，舅父领导了九龙海关起义，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接管广州海关。只因他是地方地下党，又是知识份子，不获北方信任，备受岐视。

三年大饥荒时期，我们学校食堂让学生吃甘蔗渣做的“蔗渣包子”，吃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吃用米糠做的“糠饼”，甚至吃用尿培养出来的小球藻。我的年近六旬的姑母，每次从香港回广州，都要带一大铝锅红烧肉。

1967年夏天，我的中学母校，著名的广州广雅中学，发生一起血案。那天，参加学校造反派组织“四一〇”的学生丘成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弟弟），在广雅河边被主要由高干、军干子弟组成的另一派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人从背后开枪射杀，尸体跌落河里，年仅17岁。作家秦牧先生有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其中写道：“人们咬着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等字眼。”秦文所写的，大约就是广雅中学的丘成昆。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是上海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四年级学生。清队期间，同济大学40多人自杀，我亲见的就有五六个，如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梯云、数学教授孙国楹等。同济大学学生宿舍西北一楼后面的小路上，我亲眼看见一个二年级高个子学生跳楼而死，脑浆流入水泥地砖缝。我班班长周文德，是1962年江西省高考状元，阶级斗争的毒中得太深，把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整天以整人为乐。1968年清队时，周文德因说了几句对毛不敬的话，最后被逼得跳楼自杀，半途身体翻个身，落地没有摔死，摔个终生残废。我们28个人的小班，揪出4个反动学生。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张洁华，23岁，也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未遂，遭到极其残忍的折磨。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区。当地人告诉我，不久前，广西“联指”派得到军队支持，将邕江水灌入下水道和防空洞，超过千名“四二二”派的人被活活淹死。尸体腐烂发臭，整个城市的自来水都带腐尸味。有一次，我随车路经宾阳县，司机告诉我，不久前这里是一个杀人屠场。当时宾阳县被杀的五类分子达5000多人，很多地主富农家庭被灭门，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吃奶的婴儿都不得幸免，许多人被石头活活砸死，尸体沿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广州和香港。

文革期间，香港不但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大陆偷渡来港躲避政治迫害的人，还安葬了数以万计沿珠江漂流下来的浮尸。当年在宾阳县指挥大屠杀的一个解放军副师长，后来升任广州警备区副司令，虽经宾阳县政府代表全县人民数次向中央要求追究其责任，却仍然在广州逍遥法外。据说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大莘庄公社中心大队贫协主席一个人独铡十六条命，直至刀刃卷口，最后自己瘫倒在地上。活埋奶奶和孙子两人时，凶手扬起第一锹土，黄发稚孙不知死之将至，哭着说：“奶奶，眯眼睛。”白发老人凄怆无力地哄他：“好乖乖，一会儿就不眯了。”

补白：1968年3月23日晚九时，广西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指挥该区高峰乡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委支书隆秀佳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爱玉、韦倍家俩人绑架到龙厚山剖腹取肝煮食，为了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围剿“四.二二”。武斗中，上林“联指”4人阵亡。此后上林“联指”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打死“四.二二”四类分子103人。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联指”阵亡民兵潘连标的墓地枪毙陪祭。乔贤大队的豪光忠被打死后，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4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还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并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的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烧边哭，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

——转自《黑五类忆旧》第11期，焦国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