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的5月20日是结婚登记的高峰日。但今年“520”的结婚登记数据大幅度跳水。 （图片翻拍自"火星宏观"）

【人民报消息】中国社会多年来深受少子化与老龄化所困，雪上加霜的是结婚人数持续减少，初婚年龄不断延后，甚至决定不婚不育的女性也越来越多。

根据中共民政部6月9日公布的《2022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去年全国结婚登记量为683.3万对，创下自1986年统计结婚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

中国结婚人数10年“腰斩”

据统计，中国结婚对数自2014年起连续9年下滑，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021年又跌破800万对大关。2022年同比下降约10.5%，对比2013年高峰时的1346.9万对，10年来形同“腰斩”。

数字变化惊人，但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学者却并不感到意外。四川成都商报旗下的《红星新闻》6月12日引述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等学者的分析指出，影响2022年结婚对数的最主要因素是新冠疫情以及人口的“低出生队列”。“低出生队列”指的是，中国自9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已多次滑坡，自1998年起，年出生人口已低于2000万，至2003年后维持在1600万左右，这群介乎20-25岁的适婚人口基数本来就低，结婚对数当然也直接受到冲击。

中国学者认为，结婚人数降低的影响将持续一段时间。此外，年轻世代推迟婚育年龄而且降低结婚意愿的发展，短期内也难以扭转。

还有，当年一胎化政策导致“重男轻女”的性别结构失衡也影响到中国的婚育人口。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1752万人，男人娶不到老婆也是结构性问题。

与此同时，初婚年龄也不断延迟，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当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已延至28.67岁，比10年前推迟了近4岁。湖北省民政厅的大数据更显示，当地男女的初婚年龄更分别晚至32.99及31.23岁。

反对婚姻暴力 中国女权人士呛“不婚不育保平安”

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婚育人口的背后隐忧恐是年轻世代以拒绝结婚生子来表达对中共主政下、政治经济现况的不满。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华裔时事博主张尧长期参与中国女权运动，她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中国女权团体早于2009年就因为北京女子董珊珊遭家暴致死，而喊出“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诉求。妇女团体当时控诉，尽管历经多年的抗争，女性在婚姻关系中仍缺乏保障，就连选择离婚都比在其他国家困难。还有多起家暴事件也让许多中国女性视结婚为畏途。例如，藏族网红姑娘拉姆于2020年直播时，遭前夫泼汽油杀害，以及2022年爆发的“徐州铁链女”生育8孩事件，更是骇人听闻。

女权运动人士说，中国社会近三年历经新冠疫情期间的严密封控，疫后经济又复苏疲软，不仅女人，就连男人也同样感受到了前途渺茫的危机。

张尧指出，2022年5月上海封城期间，一名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男子在拒绝被非法转运到方舱医院时，却遭警察威胁，祭出威胁到他家三代的处罚，此时这位男子竟怒回：“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恰恰反映出中国男人对前途茫然的心境。

张尧告诉美国之音:“‘不婚不育保平安’是女生喊出来的，十多年之后，男生喊出来了‘我们是最后一代’，这就是年轻人对中国共产党最极致的反抗，就是说，好，我们不玩你这个游戏了，我们这一代人就玩了，但是下一代人，我们不生在这个国家。”

青年失业严峻 微博新口号“不要滥生无辜”

比起政治气氛，经济因素对中国婚育的影响更为直接。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5日公布“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4月持平，但其中“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攀升至20.8％，创下2018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高失业率冲击下，部分中国网民透过微博喊出新口号:“不要滥生无辜”，随即获得众多网民附和，还有人制作梗图讽刺称：“这(生小孩)都不是月薪3000(人民币)的人该考虑的事。”张尧认为，这反映出中国年轻世代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年轻人不想生了孩子后，让下一代重复自己“996”超时工作、低薪的人生。

对此，位于台北的人口专家、台湾大学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副教授陈玉华也认为，失业问题严峻确是打击中国青年婚育意愿的主因。

她说，中国人口规模虽庞大，但性别结构失衡与迁徙不易等因素，更加剧中国的婚育困境，比起同样有类似问题的日本、韩国等东亚邻国，中国的困境更难解。

经济实力不足 农村青年找不到对象

陈玉华分析，中国都市经济的发展带动大量农村或二、三线城市的男性涌进城市。激烈竞争之下，社经地位屈居底层的男性只能忙于谋生，不易在都市找到结婚对象。

陈玉华告诉美国之音:“(有句中国俚语说：)一等美女漂洋过海，二等美女深圳上海。加上经济的状况，在大城市或沿海地区男性的比例是远远大于女性的比例。所以在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他(中国男人)可能更需要是努力工作，因为他努力工作也可以增加他结婚的机会。”

新华社、微博及武汉大学等单位于2023年初联合发起“2023回乡见闻”问卷调查，也得到类似结论，那就是，相对于都会男女主动选择晚婚，许多农村男性则是苦于讨不到老婆。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达两成以上的农村地区，30岁以上未婚男性的占比超过1/3，其中一成的农村地区，此未婚男占比更高达63%，这意味着这些“农村大龄男青年”形同遭到婚姻市场抛弃，可能一辈子打光棍。

中国“催婚”政策成效不彰

中共政府对这类婚育警讯已有警觉，各地方政府近年来祭出多项拉抬结婚及生育率的政策，但成效似乎不彰。例如，于2021年元旦生效的《民法典》首度提出“离婚冷静期”，规定夫妻提出离婚登记申请后，有30天的冷静期，任何一方都可单方面撤回申请。就算冷静期届满后，双方还要共同到场申领离婚证，否则将被视为撤销离婚。

中共民政部官员表示，新规是为了避免草率或冲动离婚，但不少微博网民质疑，这是以法律侵害个人婚姻自由，尤其侵犯女性权益，因为基于家暴申请离婚的受害者以女性居多。

中共民政部还于今年5月25日正式宣布，婚姻登记的“跨省通办”试点工作将扩及北京、天津等21个省(区、市)。移居外地的男女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回到户籍所在地登记结婚，就近于居住地即可完成手续。

据民政部表示，扩大试点后可覆盖全国人口的78.5%，将惠及1亿名外出务工、经商或求学之流动人群的婚姻登记需求。

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多认为，这类促婚政策恐缓不济急。

台北学者陈玉华分析，容易被官方政策“说服”的中国民众往往已有明确的结婚对象和意愿，手续简化确能加快结婚的进程。但对于找不到对象或无婚育意愿的年轻男女，光靠促婚政策恐力有未逮。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人口专家、《大国空巢》一书作者易富贤则认为，对比日本为了应对人口危机，祭出多项旨在降低养育成本的政策，中共政府所做的仅九牛一毛。他说，问题是，日本政府该做的都做了，效果却仍十分有限，更何况中共政府财力不足，就算想做也无能为力。

易富贤告诉美国之音:“日本的政策就是成本很高，但是效果并不好，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1.45%，但是2021年它又下降到1.26%，这么一个很大方的鼓励政策，它都没有能够提高生育率，那么中国是未富先老，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模仿日本，那么中国今后的生育率也会很低。”

结婚意愿低 “520”结婚登记率惨跌

基于520的谐音是“我爱妳”，包括中国在内的华人社会近年来的5月20日往往成为登记结婚的高峰日，但今年的5月20日虽适逢周末，中国各地公务员也“为爱加班”，但结婚数字仍较去年大幅滑落。以贵州省的民政厅统计为例，全省当天登记结婚人数同比下跌53.8%，而湖北省当日的结婚对数，同比跌幅更高达74%。

对此，易富贤警告，中国去年的结婚数下跌，意味着今年的出生率将不容乐观。一旦中国人口减少，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恐饱受冲击，包括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生产力下滑等连锁效应，恐进而拖累全世界的经济。△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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