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 自2024年尤其是三中全會後，中國政壇悄然出現一股耐人尋味的逆流——一種「不明言」的去習化進程正在展開。這一過程雖非正式宣告、未見劇烈震盪，卻在制度細節、輿論氛圍、官僚話語和外交姿態中逐漸浮現。它意味著什麼？是體制自我糾錯，還是權力結構崩塌的前奏？如果我們將「去習化」視為風向標，那麼習近平權力的「暗中旁落」，或許正預示著失控型極權體制終局的悄然到來。
一、高層決策頻頻出現「集體模糊」的跡象
習近平的權力並未被公開挑戰，但卻正在遭遇「結構性削弱」。自2024年以來，中共中央的高層決策頻頻出現「集體模糊」的跡象。例如，重大經濟政策如「新質生產力」在宣傳上雖仍冠以「習思想」，卻不再有個人高度介入的直接指令。而黨媒對習近平的聚焦頻率亦在顯著下降——曾經的「定於一尊」風格逐漸讓位於「集體協商」的修辭。
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不是習近平主動收權，似乎是體系自身的防禦性重構。自「清零政策」全面失敗以來，高層政治合法性受到嚴重衝擊。習近平作為極端政策的主要推動者，已不再是風險中的「中流砥柱」，而成了潛在的責任中心。在一個以保位為本能的政治系統中，官僚集團本能性地尋求「去風險化」——即「去習化」。
二、系統只剩下一個選擇：讓「核心」暗中邊緣化。
「去習化」並非僅是個人色彩的稀釋，更深層是權力核心的鬆動。過去十年裡，習近平透過反腐運動重塑了「忠誠」結構，但這種基於恐懼的體制並未真正建構穩固的制度認同。極權的悖論在於：權力高度集中時，看似穩定，但任何一處裂縫都會導致整體性失衡。
近期跡象表明，「去中心化」的過程已在關鍵部門中展開：
1、經濟系統：中共經濟官僚群體正在繞開習式思維，回歸務實主義，重新引入「市場」與「改革」話語；
2、外交系統：中共外交體系也正在擺脫「戰狼」思維，重建對西方的實用溝通；
3、宣傳系統：中宣部對個人崇拜的調門正悄然降低，更多轉向「安全敘事」與「集體責任」框架。
這不是權力鬥爭的勝負之分，而是一場體制自我生存邏輯的調整。在「無法徹底清算」與「無法再盲從」的矛盾之間，系統只剩下一個選擇：讓「核心」暗中邊緣化。
三、極權失控的終極悖論：沒有人能接盤，也沒有人敢下車
極權體制的終極困境在於：所有人都在等待「別人先動」，而一旦有人動，整個系統可能瞬間崩塌。這種「困獸式均衡」使得去習化只能採取「非線性推進」方式：無劇烈斷裂，但逐步抽空。
此刻的中國政局已陷入「極權結構失控」的階段性徵兆：
1、資訊控制與現實脫節加劇：輿論對經濟下行、青年失業、社會不滿幾乎集體沉默，政務系統日益失真；
2、決策體系「虛假協商化」：所有重大決策都以「黨中央決定」名義發布，但背後實際是多方權衡妥協後的最小公倍數；
3、責任機制的層層卸載：出事的地方政府、金融系統、政策部門，普遍選擇「下沉責任」，推諉於系統之外——但「習核心」卻無法徹底擺脫象徵性負擔。
於是，習近平既不能被徹底邊緣，也不能繼續主導全局——他成為極權體制無法承受的「隱形負資產」。這種狀態，既不穩定，也無退路。
四、終局展望：體系解體徵兆潛藏在「去習化」的暗流中
歷史經驗表明，極權體制的終局往往並非某一日的劇烈革命，而是制度長時間「失控」下的突然坍塌。當系統內每一個單元都在「等待別人率先解構秩序」時，真正的崩盤往往在「看似平靜」的時刻到來。
對中國而言，未來的變局可能不會以「宮廷政變」或「群眾起義」的形式展現，而是體制內部對「負權力」的持續卸載最終導致集體行動能力的喪失。在那一刻，哪怕沒有一個公開的反對者，體系也會因「無人想再維繫」而解體。
而這一切的徵兆，或許正潛藏在我們今天看到的「去習化」的暗流中。
結語：極權的終局，將不再需要敵人
習近平時代的象徵意義，正在從「高度集中」轉向「系統沉默」。這不是他個人意志的失敗，而是極權結構在現代條件下自我耗散的必然結果。當一個政治體已無「權威可依、責任可負、願景可信」之時，它將不再需要敵人——自己就能完成終結。
「去習化」不是民主的到來，但可能是極權體制坍塌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