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过去曾抗拒斯大林控制并对斯大林怀有疑惧心理的毛泽东，在秘密报告后突然对斯大林生出了同病相怜的感情。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出于对自己同样下场的恐惧，毛对赫鲁晓夫恨之入骨。但是毛自视甚高，他绝不愿重蹈苏联与东欧的覆辙，于是要在中国试验一条独出心裁的道路与方法。

　　这就是在毛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下的中共整风。毛泽东呼吁知识分子大胆批评中共的官僚主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声称要形成一种更加生气勃勃的活跃政治空气，以区别于东欧国家。

　　开初，知识界还诚惶诚恐，不敢说话，后来在毛的反复劝诱下，终于鼓足勇气，放胆发言了。

　　著名自由主义者、原《观察》杂志总编储安平先生提出“党天下”之论，指出：中共“把国家当作共产党所有，全国不论大小单位，.....都成为共产党一家天下。”

　　章伯钧先生提出了成立“政治设计院”的构想，主张各党各派应当“轮流坐桩”。

　　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则提出了“平反委员会”的设想，要求中共对49年之后打击知识界和中国人的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如潘光旦、费孝通、钱伟长、曾昭伦，以及一些年轻的党内知识分子如刘宾雁、王蒙，以及更年轻的大学生如谭天荣、林希翎.....等等，也对中共领导提出了各种批评，如拆除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高“墙”论、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论等等，一时风起云涌，议论纷纷。

　　在这一“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原来与共产党联手反对国民党的自由主义重镇民盟，起了先锋作用，其他民主党派也发表了各种批评意见。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感到了匈牙利事件阴影的逼近。他认为这些言论已经危及他和中共的领导地位。于是，毛背信弃义，抛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决定反击。他先发表社论，把中共的声音称作“工人说话了”，从而吹响了所谓“反击右派进攻”的号角。然后亲自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文章，声色俱厉，直捣民主党派的言论阵地。他利用中共控制的天罗地网--各级党组织召开对右派的批判会，划定各单位应揪出的右派的比例。

　　于是，中国50万以上的知识菁英、专业人才中箭落马，被打入地狱；一大批从国外归来或在国内受教育的高级人才，被打成“贱民”和“不可接触者”，流放到边远的地方，20年不得翻身；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不获使用。中国等于被砍了脑袋。这50多万右派，人人都可以写一部椎心沥血的伤心史，很多人没能熬到平反的日子而含恨死去，默默地消失在穷乡僻壤的尘土之中了。

　　从此，全国鸦雀无声，人民噤若寒蝉，这种政治气氛，为一切荒谬绝伦、残酷暴虐的行为开了绿灯。

　　从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失去任何独立性，成为共产主义政权摆设的八个花瓶。

　　通过“反右”，毛泽东在共产世界中建立起了一个更加意识形态化的极左政权，为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极端的一翼--“毛主义”准备了政治条件。(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