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其多难，国人最近注意的是杀贪官、审贪官，并于慨叹贪污腐败不可收拾之余猜测中共肯将贪官揪到哪个层级。但，紧接着，人们大概要把注意力转向农民了。中国的农民问题正在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

八月二十四日，《南方周末》登出一篇通讯，报道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今年春节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报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国务院领导批示、下令调查，以及湖北省各级官员于今夏奉命初步处理、改善的始末。九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温说：「目前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再看近来的传媒消息，陕西兹州县、湖南道县以及山东、河南等地持续发生农民暴力抵抗苛捐杂税事件。江西省丰城县则因每亩田需缴税款一百八十元人民币，农民无力承受沉重的压力，爆发暴力抗税，有四万农民围攻捣毁政府机构及官员住宅。骚乱蔓延五天之久，最后当局派出二千名武警到现场镇压，逮捕农民五十余人。种种迹象显示：一派燥动不祥的风暴，已然形成、发展，向中共政权逼近了。

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两个方面

漫漫数千载，在中国，农民一直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辛劳困顿，所谓「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是也。某些朝代在立国之初会实行一点让步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旨在收拾人心，站稳脚跟，巩固政权。但封建专制的往古，哪朝哪代的政权都是建立在豪强地主剥削奴役农民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不可能指望这种政权去解决农民问题。倒是农民问题积累得太深重时，民不堪命，揭竿而起，结果了那政权。

及至最后的王朝崩溃，进入现代社会，国民党政权虽号称民国，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绝对不解决农民问题。后来共产党之取代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其「革命」的根本性质，也是生聚教训了农民的力量，暴动反抗的结果。若非「根据地」的广大农民参军送粮，农村包围城市，光靠城市里早先的「飞行集会」或后来「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共产党是不可能夺得政权的。

那么，共产党执政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应当顺利解决才是。中共是一直以工农阶级的代表和救星自居的呀。

中国的农民问题，说到底，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和超经济的剥削太厉害，二是人身被奴役，被压迫，被践踏，毫无人权之可言，更遑论保护各项自由和免于各种恐惧的政治权利。两个方面互相交织，直令农民人而不成其为人，走投无路，告诉无门，活不下去了。

这些问题，在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怎样了呢？

三十年，中共掠夺农民六千亿元

贫雇农在享受了短暂的「分田分地真忙」的翻身解放的欢乐之后，从一九五○年起，就和其他阶层的农民一样，被中共的合作化运动越箍越紧了。合作化已经使农民的若干利益受到损害，生产积极性日趋低落。到了大跃进、公社化时期，广大农民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桥」的狂热的梦呓中形同奴隶，连在自己家里吃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与此同时，中共从五十年代初期起，一直按托洛茨基派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办事，即剥削农民以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陈云素来被尊为中共高层最懂经济的领导人，似乎凡遇到经济难题，非他出山解决不可。其实他所倡导的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陆续出台的统购统销政策，便是最典型的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大肆剥削农民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此项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取消。据统计，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间，中共政权以剪刀差方式向农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从农村拿走约六千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民历经三十年的残酷剥削，被剥削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了。据统计，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的一九七八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仅七十元人民币，那七十元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实物折价，故农民每人全年仅有货币收入二十八元，即每日只有九分钱。而万里到安徽当省委书记时，安徽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农民每人每日现金收入只有六分钱；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民每人每日只有四分钱。这岂不是比「乐岁终身苦」的古代农民还要苦了，更不要说在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下，乐岁都难免于死亡了。大跃进年代，本无自然灾害，但中国农民竟被饿死了几千万人呢！

包产到户的好景不长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取消统购统销，取消公社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民挣脱了若干枷锁，认识了一些自己应有的权益，日子好过了许多。尽管这只是自己跟自己的纵向比较。但无论经济上还是人权上，毕竟比过去自由了，宽松了，有路可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出来，成果归己，日子当然好过起来了。

可惜好景不长。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包产到户的积极性已经用尽，政府各项相关政策又没有跟上，中国农民从农业方面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走下坡路了。另外，曾经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到了近几年，也因中国的整个经济日臻规范，市场化也较前完善，而出现萧条趋势。这也使农民少了一条出路。

苛捐杂税，民不堪命

更加不幸的是，在农民的收入下降之际，地方各级政权对农民征收的税费却一年比一年加重，名目无奇不有，款额不断增多。几年下来，到了要跨入二十一世纪门槛时，便形成本文开头所叙述的情状了。

那位为民请命的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那封令人痛心，催人泪下的信中说：当地每亩田负担税费二百元人民币，另缴人头负担每人一百至四百元不等，两项相加，每人每亩负担三百五十元。一家五口种田八亩，全年经济负担达二千五百至三千元。农民种地亩产千斤谷子只够保本，还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力负担在内。负担如此之重，以致今年开春之后，该乡农民大批大批撂荒外出奔赴城市打工，都快跑光了。农民说：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当农民。李昌平还说：农民无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能力的八十岁老人和初生婴儿都一样要缴人头费，有的村人头费高达五百元。他痛苦地写道：「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求上学的场面」。

向农民勒索的税费之苛杂，到了人们不能想像的地步。前述陕西兹州县的农民列举要缴的税目如下：农业税、养羊税、养驴税、城镇计划税、民兵训练税、退休养老税、水资源保护税、道路维修税、雨水管理税、特种产品税、苹果种植税、计划生育管理税、退役军人安置税、后来又创造了一种「其他税」。

有些地方随意向农民征税征到荒唐的程度。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月入八百元人民币以上。安徽省蒙城县柳林镇的农民每人平均月收入不足二百元，却每人每年都要缴一百二十元的个人所得税。但是农民怎敢搬出税法去跟村官镇官们评理呢？

评理的也有。但十之八九，或者说百分之百没有好果子吃。目前著名的例子就是多次替农民写告状信的陕西延安三中教师马文林。他一九九九年春上组织兹州县八个乡的农民代表进京告状，在他们等待国务院官员接见期间，七月八日，北京一群警察把马文林抓走，打落了马的牙齿，押回兹州。该县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于十一月判处马文林强制劳动五年。十二月，陕西律师协会和陕西法制研究所为此组织申冤论坛，兹州又有万余农民签名，一齐营救马文林，迄今未闻成功。

中央政策与关注天高皇帝远

也不能说政府高层不关注此类情事。问题是上面关注，下面漠视，也是枉然。

像今年六月，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和农业部曾就湖南省道县柑子园乡部份干部在收缴统筹提留费中枪伤群众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发出通报，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规定，严禁动用警力械具打人、抓人或去农民家中强搬东西，并要求当地党政机关应将此类案件及时上报。

像前面说过的温家宝九月十二日的讲话也指出：今年农民上缴的提留统筹费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做到八个禁止：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禁止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禁止一切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禁止面向农民的集资；禁止各种摊派行为；禁止强行以资代劳；禁止在村里招待下乡干部，取消村组招待费；禁止用非法手段向农民收款收物。规定不可谓不具体而微了。

但是此类通报和指示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天高皇帝远，下面根本就不执行减负政策，「不折不扣」的要求何从谈起？又怎能令行禁止呢？还是李昌平揭露了实情，他在信中说：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很难落实，他们那里近年来从未对农民提供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例外，也要月利率百分之十八以上的高利贷，也从来没有按保护价收购过粮食。国家收粮要农民出钱做仓库；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卖粮还要被没收，被罚款。

对付农民的「各级政府同盟」

至于所有的触目惊心的粗暴以至残暴的对农民的侵权行为，都是共产党乡镇政权的干部及听命于他们的治安人员干的。二百年前就在法国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说：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人民的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之权和反抗压迫之权。然而在中国，侵犯农民这些权利的正是政府自身。

用河南省一位乡镇党委书记的话说：现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是一个忙于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政府」，乡村干部变成了「三要干部」。

他们沆瀣一气，形成了对付农民的「各级政府同盟」。这个同盟对付起农民来，捆绑、吊打、罚跪、火烤、踩杠子、戴栲子、打警棍、游街示众，极尽折磨、摧残、侮辱人格以至草菅人命之能事。但这个同盟对付起上级以至中央来，又极尽搞假典型、报假数字之能事。此所以李昌平可贵地说：「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农民无合法代言人，只好造反

总之，有上述那个「同盟」在，农民必然投诉无门。

村委会，这个被中共宣传得天花乱坠的「村民直选」出来的产物，实际上还是政府的行政工具，很难代表农民说话。农民其实没有保护自己的利益、权利，以至人身安全的合法代言人。即使绕过上述「同盟」向省和中央上访申诉，天大的运气也只能得个原则性的批覆，还是要交给当地执行，亦即仍然会落入「同盟」的势力范围。像李昌平那样好的乡党委书记实乃凤毛麟角；像李昌平上书那样得到国务院领导批示、重视，以至忽然省里各类大官都到棋盘乡现场办公，当场解决问题，也几近绝无仅有了。全中国挣扎在艰难困苦之中的广大农民，哪里能都有棋盘乡农民那样的幸运呢？

不是讲究法治么？即使农民壮起胆来，一纸诉状进法院，也是白搭的。中国的司法不独立，法院是政府的下属，它本身的「生存权」归政府管着哩，它敢犯上吗？某县一位主管政法的书记说了个透彻：法院想判政府违法吗？行啊，那么法院下个月就不要到政府来领工资了。

做人嘛，本应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如今中国农民的条条道路都被堵死，他们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无处可去，也无可再损失了，只好起来抗争，或曰造反了。真所谓战亦死，不战亦死，索兴冒死一拼，或许有个活路，亦未可知。历来的「揭竿而起」都是这么「起」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农民何以必然不「起」？「起」！这就产生了本文前面所述的以最近江西省丰城县数万农民因抗税而持续数日袭击政府机关和官员住宅为代表的暴动事件。这类暴动，大大小小，这几年多了去了，在山东、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多有发生。中国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刊印的《中国农村观察》就披露了许多农民对抗政府的案件。丰城县事件只是愈演愈烈罢了。

陈胜吴广来也！

历代农民揭竿而起，必然从乌合之众发展为产生农民领袖。这一点，中共比谁都清楚。她是最推崇农民领袖的。如今中共应该注意的是，反抗中共苛政暴政的农民队伍中，已经出现明确的组织者了。还是上述国务院的资料指出：湖南中部和西部都成立了农民为保护自身权益的自发组织。或称减负组，或称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也有称减负骨干的。这些组织相当原始、隐蔽、没有文字组织章程、也不设具体的职务，成员都用口头方式表述和传递意见，不落文字，以免授人以柄。这种农民利益代表者大多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家庭比较富裕，非党员，年龄三四十岁，初中以上文化，比乡里一般农民有见识，比较了解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政策，也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抗税、抗暴等事件时的态度。

这种组织及其领导者是在国家的体制内制度不保护农民利益之际，自发地在体制外产生的。从许多农民暴动事件中，可以明显地觉察到有「高人」指点。「高人」受到农民的拥戴和保护。

几年前，中共元老万里提醒中共领导层要注意农民利益。他说，他问过农民现在需要什么？农民说需要陈胜吴广。万里此言当时震惊中外，现在不幸言中。那些能够组织农民，指点农民，甚至指挥农民与政府较量的减负代表、减负骨干们，不就是农民所需要的陈胜吴广吗？

中共自己是扮演过陈胜吴广的角色，于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剥削压迫广大人民到极限时，组织农民，指挥农民，结果了那个反动政权的。如今五十年风水轮流转，中共自己沦为贪污腐败、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反动政权了，于是又有陈胜吴广者出而组织农民，指挥农民，来结果中共这个反动政权，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陈胜吴广来也！这对于中共来说，岂不是事关生死存亡的极为严重的问题吗？ 难怪美国的著名学者Edward Friedman教授最近赴中国农村考察良久之后，说：在农民问题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一旦出事，那么十一年前天安门的学生民主运动，只能算是小事了！(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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