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訊】公元2000年10月5日,當南斯拉斯人民以大無畏的勇敢行動拔除米洛舍維奇這個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死硬、頑固的「釘子戶」之後,中國共產黨的外交部發言人一如既往地表示:「尊重南國人民的選擇。」每當聽到這句話,我就會有兩種感受:一是爲自己生爲中國人的悲哀(我前世造了啥孽,何苦降生在中國這個暴政的深淵?)和爲苦難的中國人民感到潸然淚下;二是對這個從中國的大地和中國人民身上產生的共產專制暴政集團死不改悔的殘酷鎮壓和迫害感到難以名狀的悲憤。爲什麼?爲什麼這個通過野蠻、骯髒的惡棍伎倆壟斷了國家政治權力的中共統治集團能夠「尊重」別國人民的選擇,爲什麼就不願、也不能尊重本國人民、不願尊重作爲自己親身骨肉同胞的選擇呢?爲什麼「寧與外人,不給家奴」這麼極端反骨肉親情的中國「專利」到今天還在中國人身上散發着它的腐臭?爲什麼別國的統治者,無論是共產專制還是別的專制,在事關國家命運轉折點的關鍵時刻就能、就願意與人民達成妥協,尊重人民的選擇呢? 許多同胞,特別是國內外的許多民運人士,當89年六四屠殺過後,都預言中共統治集團將很快垮臺;91年蘇聯東歐鉅變後,又預言中共統治集團也將很快面臨相似的結局;然而,10 年過去了,中共統治集團還是沒有垮;如今,作爲歐洲最後一個共產主義堡壘的南斯拉夫終於完蛋了,大家又熱血沸騰起來,以爲中共將象米洛舍維奇政權一樣崩潰!然而,基於中國人身上所沉澱的奇特的素質,我看中共統治集團未必能在短時間內就會完蛋。我們先以點帶面地從下面兩個有關國運轉折關頭的疑問思考入手。 (一)八九年在北京戒嚴前夕,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當時,他已經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就要完蛋了,他也知道整個國家的命運和他個人的命運都同時處於十字路口;無論是對他個人還是對整個民族,他當時都面臨兩種選擇:第一是退縮,第二是勇敢地站到人民一邊來。第一種選擇,是明哲保身的烏龜,說得嚴重點,是懦弱、怯弱,也許人們會責怪我不應該過高要求他,可是,對於身處那個位置的人來說,這種要求不高--誰叫你處在那個位置上呢?第二種選擇,則需要勇敢,需要有超脫於生死之外的膽量,而這樣做,他個人和整個民族的命運都將是光明的。然而,趙紫陽作出的是第一種選擇。而俄國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則作出了與趙紫陽相反的選擇。這是爲什麼? 相信大家還都記得趙紫陽帶着眼淚用濃重的河南口音說出的話: 「我們來晚了.....我們老了,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 設想他破釜沉舟,說出下面的話,他在人類歷史的地位要高出多少: 「同學們,我今天就不走了,。。。和你們一起絕食!」 [ 歷史就是歷史,過去了的,一去不返。後人只能評點、感嘆。] (二)在八九年那場席捲共產國家的政治風暴中,中共統治集團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動用坦克、裝甲車來對付人民和平請願的最邪惡的統治集團(此前,只有拿破崙用大炮轟擊過街頭的起義者),那麼,我們要問:爲什麼中國的統治者會邪惡、殘忍到這種程度--連起碼的良心底線都不存在了?在這場大屠殺中,中國士兵那麼乖乖地執行屠殺人民的命令,連起碼的血性和判斷力都沒有,而蘇聯東歐國家的士兵則拒絕執行獨裁者的命令,相反,它們掉轉槍口,推翻共產專制?這是爲什麼? 社會的發展,其本質的內核實際上是人的發展。不可否認,在平常時期,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制度的作用,是制度的運作對人的全方位影響。但是,在社會發展的重大轉折關頭,人的內在精神素質顯得尤爲重要。在那個關鍵時刻,從該民族文化的長期薰陶中產生出來的、處於浪尖上的風頭人物的精神素質和廣大民衆的精神素質是相當關鍵的因素。從這個角度來考察未來中國社會變革的方式、前途和希望,我們也許得不出比較樂觀的結論。 在蘇聯東歐和南斯拉夫的共產政權垮臺之後,也許許多的中國人也在設想,就象王炳章先生所設想的一樣:下次我們也要象南國人民一樣佔領中國的人民大會堂和中央電視臺,推翻共產政權。這樣,問題也就出來了:第一,在北京居住的那些中國人有這樣的勇氣嗎?第二,江澤民這個早已喪盡天良的人面魔鬼在那一時刻會良心發現,從而放棄他那延誤了中國的命運長達十一年之久的「把一切消滅在萌芽狀態」的護身符嗎?第三,如果江澤民下令軍隊去消滅示威隊伍,中國的軍隊會拒絕執行呢還是會繼續屠殺人民? 毫無疑問,在蘇東和南國革命的影響下,大家是樂觀的一邊倒,以爲中國的獨裁者也會象蘇東和南國的獨裁者一樣向人民妥協,尊重人民的選擇;以爲中國的人民也會象蘇東和南國的人民那樣勇敢和不怕死;以爲中國軍隊也會象蘇東和南國的軍隊那樣有頭腦和判斷力。我不否認有這種可能性。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思考的話,也有另外兩種更大的可能性:第一,中共統治集團在關鍵時刻將會採取比八九年更狡猾的策略,即採取收買的策略,在危機時刻暗中巧妙地收買反對派頭面人物,這會使變革的機會流產,就象南國革命成功前的教訓一樣。而中國人中,能被收買的人絕不在少數,無論是讀過書的還是沒有讀過書的。經過唯物主義無神論五十年的灌輸,在中國大陸,在關鍵時刻,能夠真正超脫於生死和名利的人已經很少了,就是有,這樣的人能夠碰巧處於那個位置的幾率也是太小。而且,中國人歷來是玩弄厚黑之道的翹楚,這種伎倆它們會玩得很漂亮;第二,在警告和勸阻無效的情況下,江澤民將果斷地下令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而軍隊很有可能象八九年一樣照樣殺人,因爲中國的士兵是由小學生和初中生組成的,而軍隊一殺人,中國的民衆將很快象八九年一樣,馬上從街頭消失。畢竟,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膽小。別以爲民主大潮浩浩蕩蕩,江澤民不敢鎮壓,八九年後,江澤民集團就已經開始着手在北京街頭的各個戰略要地部署好了強有力的武裝鎮壓設施,防止八九年的暴亂出現,而且中共集團在八九後已經下發了一個內部文件:如果下次爆發動亂,示威人羣衝擊國家機關和中共的喉舌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話,守衛這些機構的武警部隊立即開槍鎮壓,決不手軟;也別以爲中國軍隊下次肯定會掉轉槍口,會站到人民一邊。只要我們對中國的文化以及由這種文化所薰陶出來的中國人的靈魂略微思考一下,我們認爲再次發生慘劇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歷史是由人寫的,而且是在關鍵時刻寫就的。因此,那些在轉折關頭寫歷史的人(包括統治者和革命者),他們個人身上所具有的素養,對轉折關頭的歷史書寫,就相當重要。我之所以對下一場中國的民主運動能否一舉成功抱悲觀態度,就是緣於我對中國的統治者和民衆靈魂深處的那種素質深表擔憂。在這點上,我比較同意綦彥臣、吳稼祥兩位的看法。 吳稼祥最近在海外媒體上發表的探討中國未來變革的道路之文章中、綦彥臣在《中國的崩潰》一書序言的末尾,都不約而同地感到:面對目前這種經過了共產無神論長達半個世紀統治之久的「國民」(就算他們還算「人」吧),他們最後似乎都有些絕望,綦彥臣先生認爲首要的任務是對讀書人進行心靈解毒和思想啓蒙。的確,在目前的中國,除少數人之外,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退化到「非人」的動物狀態了。邪惡、野蠻、冷血、極端自私、絕不寬容、妥協,連起碼的是非、善惡、好壞的意識都沒有了,這些毒素已經深深地滲透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骨髓裏和血液中去了。五千年來,中國基本上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有神論的、有真正信仰的國度,這樣,與生俱來的那種樸素的良知就不可能在國民(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靈魂深處紮根。一個僅僅具有一點樸素的良知而沒有由信仰所塑造出來的良知的民族,其最大本性就是缺乏真誠和沒有原則,在面臨名利、生死的考驗時,比較容易被收買(這可能是中國的漢奸特別多的原因),在涉及一己之利時,可以不顧一切,任何事情都作得出來;在衝突面前採取絕不妥協的零和原則:你死我活、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整個一部中國的歷史,不就是這樣一部血腥的零和搏奕的記錄嗎?在中國的歷史上,除了商鞅變法,又有哪一次和平變革成功了呢?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中國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有過一次妥協的記錄嗎?這樣的國民,也許平時也會表達每些義憤,然而,一旦他掌握了權力,他馬上就會從一個善良的人蛻變爲一個魔鬼。筆者曾與某媒體的一個採訪部主任交流,他說他現在反對共黨,但他說,如果他當了共黨的部長級大官,他就要對反對共黨的人進行徹底的鎮壓。某高校的副系主任說,他現在無權,如果他當了國家主席,他也要腐敗,不能實行民主。象這樣的讀書人,在當今在中國不在少數。的確,權力不受制約的行使所展示出來的巨大誘惑,已經消解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讀書人(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心靈深處那僅存的、本來就十分脆弱的最後一點良知,如果作爲一個民族精英的讀書人(不管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中的絕大多數都毫無良知、毫無靈魂了,那麼,我們還能希望他們在關鍵時刻會作出驚人之舉嗎--統治者作出妥協、反對派精英則捨生忘死地豁出去? 普盧塔克說過:人與人之間的差別要遠遠大於其他動物與動物之間的差別。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別就更是如此。特別是中國的統治者,更是地球上的一個怪物。歷朝歷代,邪惡承傳,到了共產專制,幾乎成了魔鬼。面對這樣的統治者和這樣的被統治者,我估計,未來中國的變革不會象蘇聯,東歐、南國、印尼那麼容易,中國的共魔不會願意主動交權,不會向人民妥協的。而由農民子弟組成的共產文盲士兵,只要統治者給他們許以高官和重賞,他們將很樂意用鮮血換自己的榮華富貴,即使爲此下地獄也不在乎。中國很可能會通過血腥的暴力革命才能完成變革。中國不同於他國的地方還在於:中國的專制統治罪惡太大、苦難太重、積惡太多、仇恨太深。因此,中國的變革將會很艱難和更具爆炸性。讓我們樂觀起來的理由實在不多。伏契克說:「孩子們,我是愛你們的,但你們要警惕啊!」無疑,中國人民要獲得自由的話,首先要準備流大血。中國的自由之樹必定要用中國幾千年來的罪惡所流出的鮮血來澆灌才能生根、開花、結果。 (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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