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讯】中共当局在89年动用坦克、机关枪血腥镇压了旨在要求保障人权的民主运动之后,在青年学生及市民的鲜血还未干的情况下,却一反视人权为「禁区」、视人权为「洪水猛兽」的常态,大讲起「中国政府是一贯重视人权」及「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的问题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看看中共到底是如何「一贯重视人权」的。 本末倒置的人权观 中共第1代领导人毛泽东,在率领军队通过枪杆子夺取政权之后,基本上就不再强调「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了。知道「自由是人民争取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却不再强调自由的内容,并不是毛泽东认为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口号之后,中国人民就想当然地「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的缘故。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再开明的君主,也不愿意把自由赐给他的臣民」那样,毛泽东也不希望他的臣民拥有自由。尽管毛泽东口头上说「自由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但他心里却认为:没有他这「红太阳」、「大救星」的恩赐,人们哪来自由?如非如此,那么他早就在中国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以「摆脱历代兴衰的周期」,而不会把「自由、民主」视为「手段」而非「目的」,说什么「自由、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了。根据这样的说辞,中国人民自然也就成为实现经济基础的工具了。人本身也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了。 毛泽东之所以采取本末倒置的人权观,依据其历史的过程,不难看出是他有意通过弱化人民的自由权利、并通过把属于人民的天然权利掏空得一干二净的方式,来推行「民可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并利用人民的热情与冲动大行自我崇拜、自我神化的运动,从而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宾之士,莫非王臣」的一统天下的目的。 而毛泽东的这种人权观一旦转化为行动,过去允许人民「舆论不一律,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的许诺就会化为乌有,持不同观点的人民就会变成「反革命」,「反革命份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的目的」就会被禁止,而是不是「反革命份子」,就凭个人的好恶来评定。结果是: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成了目的;他所讲的,就都成了最高指示、成了真理,而且,「句句是真理」。这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扫荡,使得中国变成了只许他这个帝王放火,不许州官、百姓点灯的局面;使得50多万的知识份子成了他制造的万马齐喑的牺牲品;使得3,000多万的无辜者的冤魂成了践行他异想天开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殉葬品;使得国家主席、三军将帅成了他臆断出来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家狗;使得亿万被他赞美为「创造历史的人民」,不得不在他亲自发动起来的「就是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里,不断地品尝红色恐怖的果实,感受有形、无形的铁窗之苦与牢狱之灾,在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性退化、兽行增长的过程当中,迎来一个个血雨腥风的炼狱的岁月,蒙受着人类的最大耻辱。 最后,它也使得这个曾经一马当先高喊反对专制的毛泽东,自己也成了货真价实的专制者;最大声地谴责国民党滥用权力的毛泽东,自己也犯下那些滥用权力的罪恶。 心胸狭隘的人权观 那时,除了毛泽东一人享有至高无上的自由之外,其他的中国人可以说除了充当试验乌托邦的工具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权而言。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也是如此。 这个自称是第2代领导人的邓小平,在被毛泽东整得惨兮兮之后,感觉到权力高度集中的危害性特别大,不仅让老毛成为为所欲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帝王,而且让自己成为「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少数人」,而屡次身受政治迫害。为此,邓小平在重新上台后,凭着挨整而产生的不好受的心理,想要对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进行开刀。然而这位邓大人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开刀前,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而迫不及待地摧毁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反思、对他有不同看法的西单墙民主运动,并大肆逮捕了一些忧国的仁人义士。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表面理由,同毛泽东整他的理由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罪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少数人的人权」不受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从他所说的「什么是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中国人民的人权?」可以看出他恶待「少数人的人权」的原因。 或许有人认为邓小平恶待「少数人的人权」,目的在于维护全国人民的权利。然而,实践证明:如果少数人的宪法权利得不到兑现,那么全国人民的宪法权利也就不可能得到兑现。道理很简单,没有少数人的存在,也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存在。公民在行使其基本的人权时,除全民举行普选之外,不可能是全国人民同时行使权利。在行使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权利时,也只能是「少数人」在行使。如果把非全国人民同时行使权利的行为,称为少数人的行为,并且不给予法律保护的话,那么,权利对中国人民来说将成为不存在的东西,甚至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东西。这一点对于经历过少数人得不到保护之迫害的邓小平而言,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他之所以仍然步老毛的后尘压制「少数人的人权」,乃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专制制度必然使得专权者心胸狭隘。正因此,邓小平不愿彻底否定由他参与制造的五七年反右运动的错误决定。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听到有人反对他「垂廉听政」的报告就龙颜大怒,调动军队、动用坦克、机关枪,屠杀要求保障人权的学生和市民。 本来邓小平挨毛泽东整的历史遭遇,可以让他在掌权之后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让他把尊重并保护少数人的人权当作衡量政府的尺度,纳入制度之中。然而,可悲的是:这个自称是「人民儿子」的邓小平,在无视、践踏少数人的人权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反面,从一个受政治迫害的无辜者,走向了迫害他人的专制者,让历史在他的手中再次回归专制的时代。因此可以说,当历史的灾难与悲剧,还没有被理性雕塑成永久的纪念碑、耸立在现实的记忆之中以前,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炼狱的厄运,就仍然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现实的宽银幕上,还将不停地重新上演更为触目惊心的悲剧。 厚颜无耻的人权观 中共的第3代领导人执政的90年代以来,正是国际社会对人权领域最为关注的年代。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3代领导人,面对着尊重和维护人权的汹涌澎湃大潮时,反而继续践踏中国人权。他在上台执政后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对参加89年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进行无情的政治迫害,致使上千名无辜者遭到政治审判、长期关押、以及种种非人道的待遇。后来,他又镇压了努力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异议人士和中国民主党成员。为了掩饰践踏人权的行径,他竟叫出「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稳定压倒一切」、以及「主权大于人权」的口号。 把「生存权、发展权」当做「人民首要的人权」的说法,表面上似乎有道理。实际上,这无疑是中共把中国人民视同动物的主张,被他们用来阻扰人民行使基本权利的借口。为什么?道理很简单:首先是,人活着如果仅仅是为了生存,把吃饭当做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来做,那么这种生存状态与猪、狗等动物有何区别?马克思就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而唯一的区别就是「人有思维」。说白了,人是有思想的。如果强制有思想的人停留在吃饱这个动物的层次上,实际上就是要人停止思想、要人不说话、要人「取消(了)人的个性与人格」因为这等于「屠杀个人的生命」、「消灭人的生命」(罗隆基语)。这一现象在中共的建国史上多次得到验证。其次,这是把发展与人权对立起来。这也是一个十分错误的观点。有谁能证明行使言论、出版自由会阻碍发展?相反,人们不难找出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反而会阻碍发展的诸多史例。毛泽东时代的一言堂,就是中国各个方面得不到发展的最好的例证。中国腐败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根本原因在于89年民众的自由表达遭到镇压。而又有谁能证明人们免受酷刑、没有依法审判不得加以监禁、没有犯罪不得加以惩罚,会阻碍发展?既然人权对生存权和发展权构不成威胁,反而会有促进作用,那么,中共领导人的限制人权,显然是另有图谋了。 至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3代领导人不断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实与强调「生存权」的主张的实质是一样的。 没有人希望他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但是,稳定的社会必须建立在公正、公平、正义等原则的基础上面。不幸的是,中国目前的所谓的稳定仅仅是为了维护官僚的贪污腐化,为了杜绝人民「要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的揭发,为了害怕见到「今天你上街,明天他上街」的活泼景象。 至于中共以「主权大于人权」来反对国际人权关怀,也是没有道理的。主权的唯一功能在于保护主权者──人民──的人权。因此,主权一旦丧失保护人权的功能,主权就失去了合法存在的基础。更简单地说,没有人权,哪来主权?人权被政府压制的人民,怎么会去热爱、拥护自己的国家?人民欢迎国际人权关怀。而且他们有权如此。 从中共的3代领导人的人权观,不难看出,不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人,他们在对待人权的问题上,根本就忽视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与标准,随意压制人权,用歪论去抵挡来自国际的人权关怀。其结果不但给中国埋下动乱的根源,也让中国在国际上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愿中共领导人早日大彻大悟,认识到压制人权的不合理性。(2000年7月12日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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