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半月以後，我又到一個比較特殊的MBA班講學。說這個班特殊，是因爲這個班的學員們身份比較特殊，大都屬於「成功人士」之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成功人士」主要是經濟精英，中國知識界大都將中國未來的希望寄託於他們身上。

　　據介紹，這個班是歐共體與上海一著名大學聯合辦的。學員來源有三類：一是政府部門的幹部，學費收35000元；二是國營大中型企業負責人，學費60000元；第三類是民營企業家，學費18萬元。學員們屬於前年報紙上猛炒的那類開着「奔馳」之類進學校的「老闆」，其住宿條件當然與一般學員們大不相同。我問他們，爲什麼花這麼大的代價進這個學員班？他們的答覆倒也直截了當：一是覺得這個班的名聲好，講起來「牛皮」；二是可以在這裏結交一批精英，這個班的學員，本身就構成了一個非常有用的社會關係網絡。

　　我想起西方一些石油大亨、王公貴族們將自己年幼的子女們送進一些著名的私立學校唸書，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爲了讓子女們將來長大成人後有一個現成的同學關係網利用。

　　這類成功人士在深圳我曾見過好些，大都屬於這種類型：受過一定教育，平時也讀些書，從偉人傳記、世界名著到網絡，基本也都在他們視野之內。經濟管理類書籍是閱讀重點。個別特別愛讀書的人還知曉當前中國學術界的當紅學者是哪些人。他們的家庭出身不一，既有出身於一般城市平民（包括小知識分子）家庭，也有出身於中、小幹部家庭，還有個別出身於農村的。不過，他們現在的政治態度似乎與家庭出身關係不大，主要由他們目前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決定。

　　我講課的內容是分析中國當前經濟形勢及近中期走勢。雖然部分「新左派」因爲我不提倡「革命」，早已義憤填膺地將我踢出了「工人階級與下層人民代言人」的隊伍──其實我本來就不敢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因爲沒有任何工農羣體通過一定的選舉形式將這一桂冠贈送給我──但在這類成功人士眼裏，我確實是與他們的主張很不一致。兩天的接觸過程中，負責接待的一位MBA學員，某民營大公司的總經理L先生，就不斷與我談到他們與我之間的分歧。因爲不是第一次接觸這類成功人，我倒是更願意聽他們多談談看法。那位負責接待的L先生說話之前總是以「我這個想法你肯定不贊成」、「我這個說法你肯定要反對」作爲導語，聽到後來我只得聲明：「我的想法你們可能從文章裏面也知道了，請別先假設我會反對你的想法。我想多聽聽你們談自己的想法」。

　　來聽課的人基本上都屬於成功人士。由於是分析中國近期經濟走勢，我逐一就八十年代以來發生的許多問題進行分析以後，不少前來聽課的人士紛紛就演講內容問了一些問題。那些提問我大多已記不清了，只有一位先生反覆陳述的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得他問的是我認爲中國需不需要政治體制改革。我的回答是：「中國的改革現在進入了一個瓶頸，所有的問題雖然發生在經濟領域，但其根源卻深植於非經濟領域。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加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將進入死衚衕。歷史上大規模的社會變遷都是都包含三方面內容，建立在憲政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改革，以財產所有權爲核心的財產所有權變遷，意識形態的變遷。我們二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僅僅只是社會變遷的一個方面。」這位先生聽後很明確地表達了他的看法，認爲中國目前無論是經濟形勢還是社會安定團結方面都很不錯，雖然有些問題，但總體來看，經濟體制改革很有成效。最後他總結說：「我認爲，中國至少十五年內不要搞政治體制改革。因爲蘇聯東歐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前車之鑑，如果現在搞政治體制改革，一旦失控，像蘇聯東歐那樣發生社會動亂怎麼辦？」我當時是半開玩笑地說：「你爲什麼不要求五十年內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啊？那時候咱們都不在了，不是什麼風險都不用擔了嗎？」聽衆們哈哈大笑。

　　L先生約好第二天晚上請我吃飯，還有幾位在大企業任職的經理想一起聊聊。我告訴他，還有兩位朋友Z先生與X先生將來看我，不知能否安排出時間吃飯。L先生表示對這兩位先生亦慕名已久，能否請他們一起談談？我於是大包大攬地代兩位朋友答應下來。第二天下午Z、X二位來賓館看我，聊了一陣天以後，我代L先生髮出邀請，並說晚上我們要儘量少說話，聽聽他們談什麼，可能更能幫助我們了解中上階層的政治態度與社會參與意識。他們也覺得此主意甚好，於是答應下來。當天晚上來了四位「老闆」，兩位是民營企業老闆，兩位是國有企業的經理，即所謂「假老闆」。這些人素質都不低，見識談吐都屬於九十年代崛起的、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代知識型企業家。

　　一位國營企業老闆侃侃而談。他說，國有企業現在的情況大家都知道，說是保衛國有資產不流失，其實沒用，目前正在加劇流失，剩下的也沒多少好資產了。如果再這樣下去，國有資產就會什麼也不剩。還不如現在瓜分掉，集中到一些能者手裏，說不定還可以乾點事情。我對他說，問題不在於分不分家，而在於按什麼原則瓜分國有資產？並確定哪些人有資格參加瓜分？這位先生的回答很坦率：知道的人就參加分配，不知道的人就不參加分配。我請他解釋，所謂「知道的人」是不是指有權力者？如果是，那麼「不知道」的人怎麼辦？這位先生坦然答道：「『知道的人』就是有權力參與瓜分的人。『不知道的人』就是指沒有權力參與瓜分的人。不過有些『不知道的人』，只要叫得兇一點，也多少分一點給他們堵住嘴巴。」

　　另一位就是前一天晚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至少十五年內不要提上日程的先生，他是一個巨型國有企業的黨委副書記，年紀大概也就在四十歲左右，仕途遠大。因爲Z、X兩位沒有聽到這位先生髮表看法，於是我請他詳細談談他的見解。這一次他除了談了政治體制改革會帶來蘇東國家那種巨大的社會衝擊，使我國陷入政治高度不穩定之外，還陳述了中國現在不適宜實行民主政治的種種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中國民衆素質很低，給了權力也不會用。中國的傳媒確實需要管制，我們與西方的國情不一樣，如果在中國這樣的國度實行西方國家那種新聞自由，豈不亂套了嗎？總之，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非常好，不需要進行深層改革，一旦改革，只會更亂。因爲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且看過不少書的人，談的過程中還要引經據典，其理由之充分，讓我們三人聽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覷。

　　L先生最善談，而且一套一套。他先根據他的親身經歷，談了一個「一把手不貪污」理論。他說，凡是他所到過的所有地方，一把手是不貪污的，因爲這些人有責任心，這個地方是他的；犯錯誤的全是二把手以下的官員。然後列舉了他所見到過的清官，如某縣委書記是如何清廉且勤政愛民，而他在那裏做成的任何生意，都是真本事幹出來的，沒花一分錢用在行賄上面。列舉完種種事實後，他直接批評說我的《現代化的陷阱》那部書太偏激，將官員們講得太壞了，「其實還是有不少清廉勤政的好官，我所接觸到的官員，大多都是這類官員。我賺的每一分錢，都來路乾淨，與貪污受賄不沾半點邊。我敢起誓，我的第一桶金，還有後來的每一桶金都是乾淨的。」

　　接着他談到對江澤民主席的評價。L先生說，他觀察了江主席十幾年，發現這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人，不露聲色就幹出了許多了不起的大事。比如最近江澤民主席提出的「三個代表」，就是一個了不起的理論創新。

　　正好這個話題是下午我們三人在聊天時觸及過的，X先生曾談到他最近在研究「三個代表」理論，在網上下載了400多篇有關文章，正在仔細研究其中蘊含的微言大義。聽L先生談到這裏，我們一下來了精神，請他說說，他認爲的了不起之處在哪裏？

　　L先生不緊不慢地爲我們條陳縷析：「所謂『三個代表』，下的定義共三層，一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二是先進文化的代表，三是最廣大人民羣衆利益的代表。這三個當中，最後一個是虛的，都談了幾十年，什麼時候拿出來講什麼時候都落不到實處，但有道德作用。只有前兩個才是實在的。那麼，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我們！誰是先進文化的代表？也是我們！別說下崗工人，就是工人又怎麼着？他們絕對不是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代表。說白了一句話，誰牛皮，就代表誰唄。」

　　我提醒X先生注意聽：「這比你找出來的400多篇文章所談的要生動得多吧？」X其實無需我提醒，正在非常專注地聽L先生談他的見解。

　　然後，L先生話鋒一轉：「何老師，不知道你爲什麼那麼反對黃色經濟？農村的女孩子長大了沒事幹，就應該讓她們到城裏來，反正在鄉下閒着也是閒着，還不如來城裏找條路。這樣講，我知道你肯定要反對，但我談談好處，你看看有沒有道理。一個農村女孩子到城裏從事『三陪』，假如她有三個弟弟，那麼她掙到的錢，可以供一個弟弟去學會計，一個弟弟學法律，還有一個學金融。就算她沒有弟兄要去讀書，至少也可以提高她家裏的購買力。農村家庭提高購買力之後，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城市裏的庫存物質就可以送到農村裏去，這樣就可以帶動城市的生產，提高工人的工資，然後提高城市人口的購買力，整個經濟不就這樣興旺起來了嗎？發展經濟講道德是沒有用的，越南提出犧牲一代少女，其實發展中國家都應該走這條路。你看泰國不就是這樣發達起來了嗎？」

　　我無話可說。確切地說，是根本不想說什麼。他描繪的一個「三陪女」供三個弟弟上大學這故事，我看過一篇有這類情節的臺灣短篇小說，那女孩後來人老珠黃，一身無法治癒的病，衣食無着。而已躋身於「中產階級」行列的弟弟們，沒有一個願意認她，相反都認爲她丟了他們的臉，讓家族因她而蒙羞，對她又恨又討厭。這個故事闡明的價值觀在中國文化裏有普遍性。但我卻一直認爲犧牲個體利益去換取另一些人的發展，談起來堂堂皇皇，但肯定忽視了被犧牲者的尊嚴與人生，裏面蘊含的不公平很少有人去思索。這在按人羣計算價值的中國可能行得通，但在珍視個體生命的西方文化裏肯定不被接受。因爲那裏的生命價值是按照「大數原則」計算的，也就是說，每一個個體生命對社會來說也許不重要，但對個人來說，卻是百分之百地珍貴。

　　至於「犧牲一代少女發展經濟」這理論，我知道不是L先生的創新，肯定是他這兩天提到過的某幾位少壯派經濟學家們介紹的東南亞地區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雖然他們從來就未曾撰文系統談過這些觀點，但許多人卻私下聽他們談過。道不同不相爲謀，我從來不喜歡與人爭論，記得加爾佈雷斯說過，有一萬個經濟學家，就有一萬種經濟理論。這也算是轉型期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創新吧？

　　十一點多鐘時，談話也盡了興。我們出門等車那一刻，我對Z、X兩位朋友說，聽聽挺有收穫吧？兩位還多少有點不理解：中國的中產階級爲什麼會不要民主？爲什麼不想深化改革？

　　我說，這點比較簡單，中國現在的中產階級產生原因與英國法國不一樣，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幾乎是完全是附着在這體制上，他們與體制的關係，就是皮與毛的關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這個體制，也就沒有了中國的中產階級。這個體制消亡，他們也就沒有存活的可能。這個體制存活得越長，對他們來說獲取的利益也將越大。

　　作爲一位學者，我深感自己在改造社會方面的無能。但我始終認爲，能夠盡最大努力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正在發生的變化，認真傾聽時代的各種聲音，並將那個時代的「常識」揭櫫於世，也算是學者一種難得的榮幸。

　　我至少可以告慰自己，在時代的大變革當中，我沒有對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對世界說過假話。

　　寫於2000年10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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