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对刘宾雁的文章，要在政治上进行批驳就比较困难，因而转向指责他“报道失实”，更容易混淆真伪，一时难以弄清事实真象，中央领导同志也难以为刘仗义执言，不好同地方诸候辩别是非。比如，关于指责《人妖之间》一文中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一事，经过中宣部派专人调查核实，最后才肯定报道基本属实，祗有一些具体细节有出入。尽管如此，当地领导人还是抓著不放。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辽宁省委书记对刘宾雁写的《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一文提出批评，说：“刘宾雁这篇文章里很多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书记也说：“他的《人妖之间》也是一样，有很多失实地方！”面对两位“诸候”的谴责，这件“官司”一直打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同志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给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并转周扬和我，信中说：
“刘宾雁同志这篇文章，是辽宁郭峰同志在座谈会上当 面交给我的。交的时候，他当著各省市书记的面声言，刘在文章中所引举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实，省委也不同意刘在文章中有关辽宁工作的一些评论。
黑龙江扬易辰同志接著说：刘的《人妖之间》一文许多地方也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对这篇作品得奖感到很不理解。
由于他们的意见，我把刘今年一月发表的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篇抨击一个省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特写。一个作家可不可以、有没有权揭露党内黑暗呢？当然可以，当然有权。但写出来送给谁，是送给有关党委、或那个人还是迳直送给那个报刊公开发表，这就要从有没有利于问题确实得到正确的解决来考虑。
一个报刊能不能迳直发表抨击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虑：为了向党向人民负责，需要加以核实，需要向该地党委和当事人加以核实，使自己发表的东西真正经得起检验。
现在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说，我们对拨乱反正是坚决不动摇的，谁也不能夸口说，拨乱反正能够比党中央更坚决。但拨乱反正不能乱拨一气，而且不能稍有疏忽。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说得不客气一点，有点过于自信。
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胡耀邦指示要“同刘交交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的落难我的头上。我先把胡耀邦的信给刘宾雁，然后我们长谈过一次。在政治觉悟和政治勇气上，在采访的深入和写作的技巧上，我对宾雁是十分信任和钦佩的。我认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上能够一再刊登他的作品，是《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办得比较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所以我同他谈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批评，只是在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上同他进行了讨论。他一再强调，一九五一年，《中国青年报》刚创刊时他就是记者，他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不是以一个文学作家的身份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他写的报告文学是严格遵守真实性的原则，对所采写的素材都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写好以后也是尽可能地找知情人核实过的。他也向我吐露了他的苦衷：要认识和揭示事实的真象是十分艰难的，既有客观的局限，也有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干扰。他说，事情很复杂，要完全弄得一清二楚，要经过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时是当事人也搞不清楚，或者也记不准确；有的事情可以同本人核对，有些事就很难找本人核对；即使找到了，他也可能会一口否认，或者故意以假乱真；有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价；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件的认识，随著他的阅历的增长和知识的提高，常常也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断。他说他也为此很苦恼。但他是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对自己的写作是完全负责任的。
他还很激动地向我说，他知道一些权威人物在千方百计地攻击坚持改革开放的胡耀邦，他们把《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问题，把报社记者包括他在内的稿件上的问题，都挂在胡耀邦身上。他们攻击胡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所以他是十分小心谨慎，尽量避免让人抓到什么小辫子。我只是从新闻工作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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