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對劉賓雁的文章，要在政治上進行批駁就比較困難，因而轉向指責他「報道失實」，更容易混淆真僞，一時難以弄清事實真象，中央領導同志也難以爲劉仗義執言，不好同地方諸候辯別是非。比如，關於指責《人妖之間》一文中有很多與事實不符一事，經過中宣部派專人調查覈實，最後才肯定報道基本屬實，祗有一些具體細節有出入。儘管如此，當地領導人還是抓著不放。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遼寧省委書記對劉賓雁寫的《好人啊，你爲什麼這樣軟弱？》一文提出批評，說：「劉賓雁這篇文章裏很多不是事實！」黑龍江省委書記也說：「他的《人妖之間》也是一樣，有很多失實地方！」面對兩位「諸候」的譴責，這件「官司」一直打到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那裏。胡耀邦同志不能不有所表示，於是寫了一封比較長的信給中宣部的兩位副部長，並轉周揚和我，信中說：
「劉賓雁同志這篇文章，是遼寧郭峰同志在座談會上當 面交給我的。交的時候，他當著各省市書記的面聲言，劉在文章中所引舉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實，省委也不同意劉在文章中有關遼寧工作的一些評論。
黑龍江揚易辰同志接著說：劉的《人妖之間》一文許多地方也不是事實，黑龍江省委對這篇作品得獎感到很不理解。
由於他們的意見，我把劉今年一月發表的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覺得這篇文章並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一篇抨擊一個省的黨內政治生活的特寫。一個作家可不可以、有沒有權揭露黨內黑暗呢？當然可以，當然有權。但寫出來送給誰，是送給有關黨委、或那個人還是逕直送給那個報刊公開發表，這就要從有沒有利於問題確實得到正確的解決來考慮。
一個報刊能不能逕直髮表抨擊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慮：爲了向黨向人民負責，需要加以覈實，需要向該地黨委和當事人加以覈實，使自己發表的東西真正經得起檢驗。
現在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好。我們說，我們對撥亂反正是堅決不動搖的，誰也不能誇口說，撥亂反正能夠比黨中央更堅決。但撥亂反正不能亂撥一氣，而且不能稍有疏忽。這樣的問題，我覺得我們有些同志並沒有弄清楚，說得不客氣一點，有點過於自信。
賓雁同志歷史上遭受過不公正的打擊，許多同志對他很同情，這是對的。現在，我們也要儘量尊重他，愛護他，這也是對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賓雁同志看待問題確有點情緒。我覺得這方面的意見我們也要聽一聽，並以同志式的態度，同劉交交心，請你們考慮。」
胡耀邦指示要「同劉交交心」，這個任務理所當然的落難我的頭上。我先把胡耀邦的信給劉賓雁，然後我們長談過一次。在政治覺悟和政治勇氣上，在採訪的深入和寫作的技巧上，我對賓雁是十分信任和欽佩的。我認爲有這樣一位傑出的作家作爲人民日報的記者，《人民日報》上能夠一再刊登他的作品，是《人民日報》在這一時期辦得比較受讀者歡迎的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所以我同他談話，在政治上沒有什麼批評，只是在新聞真實性的問題上同他進行了討論。他一再強調，一九五一年，《中國青年報》剛創刊時他就是記者，他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不是以一個文學作家的身份到人民日報工作的，他寫的報告文學是嚴格遵守真實性的原則，對所採寫的素材都是經過反覆覈對的，寫好以後也是儘可能地找知情人覈實過的。他也向我吐露了他的苦衷：要認識和揭示事實的真象是十分艱難的，既有客觀的侷限，也有來自各方的阻力和干擾。他說，事情很複雜，要完全弄得一清二楚，要經過長時間的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有時是當事人也搞不清楚，或者也記不準確；有的事情可以同本人覈對，有些事就很難找本人覈對；即使找到了，他也可能會一口否認，或者故意以假亂真；有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評價；就是同一個人對同一個事件的認識，隨著他的閱歷的增長和知識的提高，常常也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斷。他說他也爲此很苦惱。但他是十分嚴格地要求自己的，對自己的寫作是完全負責任的。
他還很激動地向我說，他知道一些權威人物在千方百計地攻擊堅持改革開放的胡耀邦，他們把《人民日報》上出現的問題，把報社記者包括他在內的稿件上的問題，都掛在胡耀邦身上。他們攻擊胡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護傘」，所以他是十分小心謹慎，儘量避免讓人抓到什麼小辮子。我只是從新聞工作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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