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被枪毙，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被判死刑，均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力反响。如果将目光稍稍西移，就可以看到西部大贪污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四川省交通厅正、副厅长刘中山、郑道访利用职务之便，疯狂贪污，大肆受贿。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刘中山与他人共同贪污1,000多万元人民币。郑道访与其妻子、儿子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资产达1,700多万元人民币。这两个贪污犯尤其让人切齿的是，案发后，他们非但没有半点悔恨之心，刘中山认为自己仅仅触犯了党纪，接受党内的处分就行了；郑道访认为自已即将退休，「找点小钱，是为了退休后日子好过点。」

四川还是个比较落后的地方：成都市人均年收入仅7,000多元，农民的收入更低，只有2,000多元。刘、郑2人的贪污是4,000城市居民、14,000农民的全年收入。郑道访所谓的「为了退休后日子好过点」，如果以年消费10万元计（这在贫穷的中国，是相当高的消费），1,700万元够他花170年。刘中山的自白更是将党规置于国法之上。他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并非全无根据。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共产党的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享有许多特权。司法豁免权是其主要特权。他们与普通老百姓犯了同样的罪行，一般先由党内处理，确实无法遮人耳目的，才会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应当承认，近年来北京反贪不遗馀力。但贪官越反越多，职位也越反越高。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允许官员使用国家资产，却又不必对资产的经济效益负责。她说：「只惩罚某些个人难以解决问题，因为这种制度本身产生腐败。」要有效地抑制官员贪污，就必须从根本上实行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让各在野党、传媒及民众依法监督施政。谈到传媒监督，顺便提一句，成都《商务早报》因据实报导刘中山「只接受党内处分」的言辞，被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下令停刊整顿一周。

制度腐败并非危言耸听。以我所在的并不十分富裕的成都市郊县为例，凡是有钱人，大多数是当官的。从县委书记、县长，到一般的科局干部，居则几十到上百万的豪宅，出则凌志、雅阁等高档轿车。检察院的反贪局局长，在县城内拥有7处不动产，每处价值数十万元。这些人的薪水，以县委书记为例，每月只有1,000多元。如果真的做到「两袖清风」，他们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休想置起一处私产。但是，就是这些收入不多的「公务员」，却出手阔绰，打一场麻将，输赢动辄上万元。他们的子女更是要送到年缴学费40万元的「贵族学校」学习。

贪污在10几年前大多属于个人行为，现在则发展成串案和窝案。任何一个部门，只要较真了查下去，都是一窝子。广西出个大贪官成克杰。他身后还有一串串贪官。四川省交通厅挖出刘中山、郑道方，整个交通厅涉案人员100多人，个个难脱关系，据说还牵涉更重量级的人物。像这样大规模的贪污，单靠惩罚个人而不从体制入手，能够解决问题吗？其实共产党也有难处，不惩腐要亡国，彻底惩腐又要亡党，因此，只能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所谓「肃贪」，既邀买人心，也借此清洗政治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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