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報消息】江澤民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五日在江蘇、浙江、上海黨建工作座談會上將「三個代表」說成是中共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共喉舌一再吹捧江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什麼「理論創新」，據言將在中共十六大時寫入黨章，人們認爲江澤民此書頗不尋常的宣傳造勢活動，其目的在於：一是江澤民本人在中共十六大即將召開，他將向下一代領導人交班之際尋求自我的歷史定位，以理論上有所創新來取得與毛澤東、鄧小平並駕齊驅的崇高地位；二是爲了使中共統治重新取得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以來明顯喪失的合法性，現在，繼江的七一講話內容及其在國內外的反映看來他力爭實現的這兩個目標，並非那麼輕易達成。 首先，自從鄧小平自封爲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並對江澤民爲第三代領導核心（見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三零四頁至三一零頁）以後，第幾代領導人的說法就在黨外流傳開來。其實這一說法並不適當，美國有第幾任總統之說法，歷史上傑出的總統，後人特別爲之立碑石建紀念堂（傑弗遜、林肯）以示崇敬的褒揚。中國曆代王朝只有開朝第一、二代皇帝死後被追尊爲太祖、太宗，下面的皇帝和什麼封號都有了。江澤民爲了滿足一己的虛榮心，謀求與毛、鄧並列聖壇，而在古稱「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也就是在德行、政績和理論上都並沒有什麼特殊貢獻，自我拔高並利用手中權力搞什麼「大樹特樹」，即令勉強爬上聖壇，而威望不足，人心不服，以後仍將跌落下來，畫虎不成反類犬，終成笑柄。再有，前蘇共和今中共有一不好的傳統，即黨魁必須同時兼爲教皇，政治領袖與理論大師一身而二任。在政教合一的蘇中兩國，馬、恩、列、斯至被尊爲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斯大林自一九五六在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六大做祕密報告，其罪行被揭露以後，其地位已由導師領袖降爲騙子和暴君，個人地位做爲舊時代遺毒其惡果已充份暴露並受到清算。時至今日，江澤民仍熱衷於此而不疲，非得把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政治觀點升爲什麼主義、思想、理論、學說，否則大有死不瞑目的樣子。未免太無聊，遠遠落在時代潮流的後面，況且，馬克思有其不朽的著作傳世，不論其學說是對與錯，他做爲人類偉大思想家之一，仍然當之無愧；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論著，由於其特性，堪稱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管其功過如何，其歷史作用也是抹煞不了的。而江澤民不度德、不量力，毫無自知之明妄圖東施效顰，邯鄲學步，只能自暴其醜，徒然留下笑柄而已。 其次，鄧小平一九九一年春的南巡講話，提出「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有死路一條」，糾正了江澤民當上總書記以後搞以「反和平演變」爲綱的左的錯誤，大陸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特別在大城市和沿海省份，不但使中共躲過步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哪樣相繼垮臺的命運，並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人民的認同。但是，由於江澤民一直固守鄧小平「經濟開放，政治收緊」的跛足式的改革路線。政治改革連年按兵不動，由於權力專橫不受制約，幹部貪污腐化到空前嚴重的程度，工人大批失業，農民生活困苦，貧富兩級分化日益明顯，社會治安極度惡化。在江澤民七一講話後，資本家黨員取得了合法性，權力與資本的勾結將更加緊密，因之廣大人民同官僚資產階級的矛盾必將更加尖銳，中共統治正在面臨民心不滿，思變待變的危機，其合法性更無從談起了。 江澤民「三個代表」的理論被其一夥嘍羅吹捧爲「重大的理論創新」，將江澤民抬到與毛、鄧並列的高度。究其實際，鄧小平在理論上本來就像其身軀一樣的矮小，其被拔高也完全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罷了。鄧小平被稱爲「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實際上他並未設計出任何一套改革開放的藍圖，與其相反他提倡「摸著石頭過河」，完全是經驗主義的做法，盲目性很大。他曾支持趙紫陽搞「物價改革」，說什麼「長痛不如短痛」，結果碰了大釘子，弄得怨聲載道。他一向倡導「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完全是實用主義的哲學。爲了維護並鞏固以他爲首的中國官僚特權階級的統治，他在經濟上反左，在政治上反右。爲了反右，他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並在一九八九年力主嚴厲鎮壓民運，不惜下令開槍，造成震驚中外的「六四」大慘案。他的言行說明他根本不懂民主、自由、人權這些近現代的政治概念。如他將民主集中制說成是民主；說美國的三權鼎立形同三個政府；說起人權來就反問是多數人的人權還是少數人的人權，自以爲高明其實根本一竅不通。因此應該說，他根本不是什麼理論家，更不是什麼理論大師，只能稱之爲謀略家。而江澤民理論修養比較之鄧小平，更是「自鄧以下」等而下之了。由此可見，中共領導人自毛以後完全陷入了「哲學的貧困」狀態，在他們那裏，理論早已墮落爲權力鬥爭的工具，而非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行動指南了。 除了允許資本家入黨這一點以外，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可說毫無新意，其對「三個代表」的闡述，也是老調重彈，很難說有什麼「理論創新」。 第一，「黨必須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從中共十一屆二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多次講到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一九九一年春南巡講話中就提出過「三個有利於」，他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基本上覆述這些話，至於他在總結中共建國以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化中所說「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爲了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並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進一步使全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以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他這裏所說的與事實大有出入。如果建國以來確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這麼好，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那又何必重新回到新民主主義，允許私營企業的存在和發展呢？那又何必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呢？江講話中還有許多論述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話，更可謂是大白天說夢話。看來他講這些廢話也許是爲了防禦左派的進攻？那就還是鄧小平說的「怕字當頭」了。 （未完待續）
|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