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谚谣把男人的等级，与家、花的多寡联而论之，也许不无道理。因为“下班回家”的男人，大抵是普普通通的工薪族，“家外有家”的男人，就不一样了，他有钱，或有权，除了负担家庭，还有能耐养情妇、泡靓妞，所以就不是泛泛之辈，而成了“一等男人”、“二等男人”。也就是说，男人等级的高下，以权力、金钱的大小、多寡为标准。匡浩然当了老板，既有权、又有钱，光情妇就养了四个，家外不止一个家，故自称“特等男人”。

对匡浩然这类“特等男人”，我只有嗤之以鼻，乃至要说一声，呀呸！他养四个情妇，不只是品性堕落，而且是一种违法犯罪：固定包养情妇，构成违反婚姻法的重婚罪，此其一；还有其二，养情妇的金钱，为贪污、受贿、挪用而来，达120多万元，又构成严重经济犯罪。自我感觉良好的“特等男人”，原来竟是个双料的罪犯！这样的“特等男人”，丑恶之极，臭不可闻。但从匡浩然身上，尤其是民谣把男人分作一二三四等，说明“特等男人”已不仅是独立的个人，而且形成了一个“特”字号群体。他们是构成当前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不缓解，腐败现象异常猖獗，“特等男人”、“特等女人”结成利益共同体，乃至集团化，中国的改革就意味着流产的危险，富民强国的理想也将付之东流。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