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消息，穿过曲折往复的巷弄，记者终于在昆明南郊一个建材城的市场管理办公室找到了黄庆。

　　10年前，黄庆的工作单位是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因为抨击传统户籍制度弊端，经常被评为先进的黄庆被公安部门逮捕，最终以黄庆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管制2年。

　　如今，户籍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加速进行，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户籍体制已经松动。

　　这样的情形，正是黄庆当年极力呼吁和期待的。每每想到这些，黄庆难免苦笑。

　　户口的困境

　　直到今天，黄庆对当年自己被定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仍然感到莫名其妙。

　　1970年，15岁的黄庆进入昆明市搪瓷厂当学徒工，12年后成为厂团委书记。在拿到西南政法学院函授法律大专文凭后，这个好学的小伙子被调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在政治部担任秘书。

　　直到1991年12月5日被公安部门逮捕之前，黄庆从未受过任何处分，经常被评为先进和受到表彰。

　　让黄庆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户籍制度的弊端的一件事，发生在1991年。

　　那一年的秋天，黄庆的儿子上学读书。当时，黄庆一家住在昆明市五华区永昌小区省检察院宿舍，儿子就近在永昌小学借读。

　　按照规定，就读属于五华区的永昌小学必须有城区居民户口。但是，当时的户籍制度又明文规定，孩子的户口只能随母亲。黄庆妻子的户口在昆明市郊区西山区，儿子的户口自然也是郊区居民户口。

　　一天，老师把黄庆叫到学校，告诉他如果孩子的户口还转不进市区，只能要么转走，要么多交钱。

　　黄庆告诉记者，当时如果是借读，每个学期可能要比有城区户口的孩子多交四五百元。当时，黄庆的月工资只有300多元，在昆明搪瓷厂工作的妻子的工资更低，实在无力交纳这笔昂贵的“借读费”。

　　然而，若是没有特殊原因或者特殊关系，要将郊区户口转为城区简直是比上天还难。对于“没有本事”的黄庆来说，儿子的郊区户口是不可能转为城区户口的。

　　思考的抗争

　　越是细想儿子读书的困顿遭遇，黄庆越是觉得不合理。

　　黄庆认为当时的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歧视性，与《宪法》的精神格格不入。最后，他决定给当地有关部门写信，希望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1991年9月的一天，黄庆在家里写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复写数份以后，分别寄给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

　　有趣的是，黄庆还把这封信寄给两家地处官渡区、西山区的大型国有企业党委。他认为这些企业地处郊区，同样会遇到“户口歧视”的问题，希望他们为自己的职工著想，也向省市党政领导反映问题。黄庆认为，这些企业党委是一级组织，通过组织反映问题要比个人渠道效果好得多。

　　黄庆向记者回忆说，他在匿名信里表述的主要观点是：

　　———把同样的城市居民划分为城区居民和郊区居民，并在就业就学等方面加以区别对待，公然歧视后者，这是一种不公正的歧视性制度；

　　———在昆明市的城镇人口中区分“市区居民”和“郊区居民”，不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有弊端，应当改革；

　　———不应该人为地把人划分出高低贵贱，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重视人权。

　　在这封匿名信里，黄庆还建议昆明市应该学习当时上海市的做法，郊区的城镇非农业人口只要在市区有住房就可以迁转户口。黄庆告诉记者，这是他从当年的《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看到的信息。

　　情绪的代价

　　当然，身陷户口困境的黄庆很难抑制自己的不满，几千字的长信里也出现了一些带情绪的话。

　　黄庆在信中写道，昆明市应当把城区圈起来，树一个牌子，上面写“西山、官渡(郊区)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市的领导人尊重群众的权益，昆明市的领导人既不懂马列主义，也不懂管理，早就该改的政策还在顽固执行。

　　在寄给两家国企党委的信中，黄庆请他们以组织的名义向党政领导反映，如果没有效果，就向政府“请愿”。黄庆认为，这是导致自己被定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重大根据”。

　　说起当时的这一举动，黄庆认为，受户口歧视之害的人很多很多，写信的目的在于希望当地政府部门能够听听民声，革除户籍制度的弊端，并没有什么恶意。

　　黄庆当时的想法确实非常简单，用的信笺也是工作单位的用笺。正是用笺留下了“重要线索”，公安机关没有经过多少周折就逮住了黄庆。

　　命运的改变

　　1991年12月5日下午，黄庆下班刚进家门就被诱捕。

　　发现自己被带到昆明市公安局政保处，黄庆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未等警察多问，他就一五一十地交代有关写信的全部情况。

　　当天晚上，黄庆被刑事拘留。随后，他被昆明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1992年4月，昆明市中级法院不公开审理黄庆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法庭上，只有法官、公诉人、律师和被告黄庆，没有准许黄庆的家人旁听。辩护律师为黄庆作了无罪辩护，未被法庭采纳。

　　法庭认定黄庆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一审判决后，黄庆不服，提出上诉。1992年10月下旬，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黄庆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管制2年。依照法律，拘押一天折抵管制2天，黄庆的拘押时间已够折抵被判决的管制期。不久，黄庆被从看守所释放。

　　回到省检察院报到的黄庆被告知，必须在两个月内找单位调走，否则就作除名处理。1993年3月，黄庆被除名，分配给他的住房也被收回。

　　转眼之间，黄庆陷入了衣食无著的地步，一家3口仅靠妻子每月300多元工资艰难度日。迫于生计，黄庆先后卖过黄酒、茶叶和搪瓷器皿，生意最好的时候，一个月有100多元收入，差的时候只有几十元。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极度艰辛，夫妻为经济经常争吵，妻子闹著要离婚。

　　几经周折，黄庆终于在一家建材市场找到了一份工作，景况稍有好转。但是，妻子偏偏又下岗了，还要供孩子上学，生活依旧艰辛。

　　10年前，当黄庆寄出那封批评户籍制度的信件时，绝对没有想到今天的结局。

　　户籍改变了黄庆的命运和人生。10年后，重新反思黄庆的经历和他付出的代价，耐人寻味的东西很多。

　　黄庆语气沉重地表示，自己只想把这段惨痛经历忘却。从看守所回家后，他把和案子相关的东西烧的烧，扔的扔，现在连判决书都找不到了，以至吃不准当初一审时他被判了几年。

　　“不是一年就是两年。”黄庆这样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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