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彥永曾在2003年4月向中外媒體揭露北京當局隱瞞致命傳染病薩斯的詳情，當時中國前衛生部長張文康聲稱該傳染病在中國疫情輕微，並「負責任」地表示在中國逗留仍安全無虞。蔣彥永的揭露不僅很快導致了張文康部長的下臺，並且暴光了中國處理薩斯疫情的內幕，並震驚了世界。

在簽署於2004年2月24日的呼籲信中，蔣彥永讚揚了1989年北京學生提出的反腐敗官倒訴求，並且譴責了當局的武力鎮壓行動。

他並表示，「之後，當局隨即開動各種宣傳機器編制謊言，並用高壓手段使全國人民變得有口難張。15年過去了，當局希望人們會漸漸淡忘：過去把天安門事件稱作「反革命暴亂」，後來就改稱爲「89年的政治風波」。這種對事件名稱的更改，正說明肇事者的心虛。」

蔣彥永回憶了他當年任解放軍301醫院普通外科主任時的親身經歷。1989年6月3日晚，他看到「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從10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他回憶了幾位死亡者的詳情，包括一位20多歲的青年，中共離休幹部之子；一位摩托車運動員；還有一位老人和一個小孩等。另外，蔣彥永通過死者肝臟和腸道內遺留的大量碎彈片證實當時當局動用了被國際法禁止使用的「開花彈」。

蔣彥永還表示，鎮壓後官方曾派人找他「談心」，讓他「說清楚」他曾上街去天安門聲援學生一事。他在信中說，「我去天安門之事是誰都知道的，我的這個行動沒有任何錯誤，和我談心的同志就只好如實地去彙報。此後談到六四的問題， 我始終認爲，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爲此，在那年我本該調的級別被卡住了。」

他提及在六四之後，「一切事情都以對待六四的態度爲標準來處理。」例如當時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秦伯益教授和副院長唐佩弦教授因受牽連而被免職。「而另一位副院長，因爲說了領導喜歡聽的話，表態好，就被提升爲正院長了。」

他說，「六四之後，絕大部分和我相識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裏都很清楚，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壓，不敢講心裏話。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種假象。在這漫長的15年中，我不論在什麼場合，從來都是明確地表明，我認爲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

1997年，蔣彥永在和劇作家吳祖光談及對平反六四的看法時，深受吳的鼓舞。他說，「人總是應該說話的，要說真話。」

蔣彥永說他在1998年曾和部分人士一起向當局寫信，建議重新評定六四。

他透露前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在1998年親自向他表示，「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經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一定會得到糾正的。」他並提及前中共領導人陳雲也曾寫信表示反對這樣處理六四。

蔣彥永回顧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所寫《爲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的感受，表示清楚了解丁子霖十多年來經受的壓力和極大痛苦。他表示，「他們從1995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爲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時交代不過去的。」

蔣彥永表示，「我相信，正確地評定六四是人心所向，決不會造成人心紊亂。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多年來，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鍼氈，草木皆兵，不知要動員多少力量來防止發生事情；年復一年，並沒有因爲離六四越來越遠這種不安就逐漸減輕，相反的是老百姓越來越失望和憤慨。」

蔣彥永最後說他已考慮到寫此信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後果，並表示當局如果願意的話，可以找他談論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