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谁是最可悲的人？

有一次，和一个经常给国内的警察打电话的法轮功学员聊天。她说起一次和一个抓捕过学员的国保大队队长通电话，那人明白自己做错了，可是身在其位不得已。家中老母得知他上了[法网恢恢]的恶人榜后心急如焚，他为此很难过。“他也很可怜。”这位学员说。“就没有办法了吗？比如换换工作？”我很想解决一下问题。但这位学员摇摇头，没说什么。

还在国内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才知道填公安学校做志愿的一般是班里成绩最差的男生。他们毕业时还是警官，一般的警察不需要有大学文凭就可以当了。大学毕业，高中同学聚会时，有个已到公安局工作两年的同学待人接物老练得让我们都认不出来了。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有这样大的变化？我暗自疑问。

一家人从来奉公守法，我完全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只是听说很黑暗。直到您被捕，我有了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警察。

浦兴路派出所的邱警察是逮捕您并第一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在您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当我再一次打电话到这个派出所报告您失踪时，第一次听到了他的声音：“你母亲已经被拘留了，现在关在浦东新区看守所。”可能因为是上海人，他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所以说话不很流利。他似乎急于摆脱干系，告诉了我案件的承办单位是浦东新区公安分局的国保四科。当天晚上筋疲力尽的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我知道你现在不管这个案子的审理，可是我要和你说说法轮功的真相。他听着听着，说了一句“我听不懂你的话”，挂了电话。在以后的接触中，他不再随便挂电话，只是让我不要多找他。我似乎觉出了他的无奈。最近，他的手机彻底关机。

那一天国保四科一个年轻姑娘接的电话。如果在平时我会很喜欢她那样轻快的语气，但这对一个刚知道母亲被捕消息的女儿来说，实在很不合时宜。她说，案件承办人不在，听说是搜出了很多东西，“我可是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了。”当我问会不会刑讯逼供时，她说：“这个你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当她问是谁告诉我是他们在办案时，我意识到邱警察可能犯了个错误。

当天下午，我再次给国保四科打电话时，一个男警察接了电话，很不客气地说因为在电话里没法核实身份，所以什么也不能告诉我。

这是我唯一和这个国保科的几次通话。公安局的总机应该不算是警察，但显然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转电话。此后我们所有人包括律师再打电话过去，都是被转到一个无人接听的空号。我知道了国保科的人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判断标准和行为与普世的人似乎都不同。

您案子的承办人，浦东分局的竺姓和张姓警察，以及上海市局的王姓警察应该都是国保科的。我没机会和他们通电话。他们很隐蔽，一直不报名字和部门，要和他们联系都得通过邱警察传达，仅有的和爸爸的两次谈话都是在派出所而不是公安局。在我想像中，爸爸是在一间黑屋子里和一群蒙面人在交涉。

他们躲在阴影深处，注视着亮处的一切动静。每次谈话，他们都说知道我“在外面做了不少事情”，这样“对立”下去对您的案子没好处。第二次谈话时，加了很多恼怒。

我才知道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立场：警察把依法拘留逮捕当作是自己在抓人，把家属要求释放当作在反对他们本人，把曝光这事当作是让他们丢脸，把家属的合法呼吁当作您的罪加一等。

什么样的人抓了人才会有这样的立场？我前思后想，答案只有一个：绑架人质的黑社会分子。

这样的想法吓了我一跳，但很多疑问也随之迎刃而解。区分这些警察变得容易：接到电话暴跳如雷的就是那一伙的，挡驾的是帮腔的，漠不关心的是不想牵扯进去的，好好说话的是洁身自好的。但他们和黑社会还有些区别：他们不是为了钱，他们有纳税人养活，我们没有谈判的可能。当绑架就是为了绑架本身，当黑社会有着取之不尽的资源时，被绑架的人及其家属是最可怜的。

当今中国，谁是最可悲的人？是失地的农民？是下岗的工人？是找不着工作的大学生？都不是，最可悲的无疑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而其中又尤以警察这个群体为甚。知识的缺乏，无神论的灌输，惟命是从的洗脑教育，让他们虽然不是这场镇压的始作俑者，却成为了残暴的打手。

人似乎很难选择自己的生活，在中国确实很少看到警察转行。但这种可悲的命运中却也还存在着公平：有谁能像他们这样深入地接触到这么多法轮功弟子和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呢？在一次又一次的提审中，在口述笔录的过程中，不都是他们良心发现的机会吗？还有那么多海外的学员会给他们打去电话劝善。当真正的天谴到来之时，谁能说自己是完全被迫的呢？

他们之中，能够醒悟的固然可怜，将一直生活在自责内疚与矛盾中；不能觉醒的则更可悲，将在继续作恶中彻底断送自己生命的前程。

女儿

慕涵 上

2006年7月27日

〔原题目：写给妈妈的信──7月27日 谁是最可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