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占他人妻子的"小三"

文章写道，近读已经过世的原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1915--2005）的回忆录，才知道这身为革命元老的凯丰，也曾横刀夺爱，充当过破坏他人家庭婚姻、抢占革命干部妻子的"小三"。

陈辛仁是1935年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当年男二十，女十七。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任职，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的宝鸡工作。分别后三四年时间里，陈辛仁也曾接到过女方的四五封来信，但一直没有实现把房纪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突然找陈辛仁谈话，开门见山地劝他并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饶漱石直截了当的说："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已经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番话，如晴天霹雳，陈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婚变，悲愤的说："我不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圣地，竟发生了这种令前线指战员寒心的恶劣行为！"就在与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来的一封信，简单写着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地址上是让何凯丰来转的。

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断定，那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已经彻底落入了隐藏在大后方的一个色狼陷阱，她要高攀大树做靠山，但却找到了何凯丰这样一段朽木头。后来又得知，凯丰在占夺房纪的同时，还凶狠地抛弃了和其在长征路上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赶出家门外的，也是一个婚变的受害者。

陈辛仁书中回忆，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那人人憧憬的革命圣地，竟然出现了披着高干外衣的色狼，利用职权，公开抛弃自己的发妻并非法占夺前方军人的妻室，还不曾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种衣冠禽兽般的可耻行为，岂能让受害者容忍？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轮换妻潮

文章写道，"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文革期间，受到审查的陈辛仁从专案组口中得知，凯丰到了关外之后，为了另娶新欢，又像抛弃发妻一样地把房纪给遗弃了，凯丰喜新厌旧的牺牲品，同时对外还散布"王茜已经死了"的谎言，不过化名王茜的房纪并没有死，仍孤独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时年才52岁。不过她虽然没有像传言的那样早死，但早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了，文革期间，当专案组向她问起陈辛仁的历史情况时，她两眼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吗？我准备去开党代表大会去了！"一看患者病状如此，专案组就没有再深究下去了。凯丰抢夺陈辛仁之妻时，陈正在担任着新四军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务。就连这样高级指挥员的妻子，凯丰也敢毫无顾忌地下手，可见此人不仅色欲包天，而且权势炙人。

其实，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从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与乱来，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延安后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的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战功威赫的老红军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说起来，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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