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專制制度塗脂抹粉卻賴在西方打死也不回去，這是個老問題，只是每一次都卡在「爲什麼不回去」這個坎上了。比較突出的例子發生在兩年前的多倫多，有人跳出來招攬華人上街，說什麼西方在西藏問題上妖魔化中國，進而把美國和加拿大說得一文不值。後來有人建議牽頭搞「羣衆運動」的那位僑領，有本事你把加拿大護照撕了，全家返回中國去，而且還給他提供機票，結果此人立馬歇菜。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1998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走訪北京大學，和北大學生進行別開生面的對談。當時有一位名叫馬楠的學生，當面挑戰柯林頓，質問美國憑什麼教導中國人如何生活。事後，馬楠和其他六位發問的學生，因挑戰美國總統和美式的民主價值，而被冠以新一代反美學生的先鋒。但不出幾年，包括馬楠在內的那幾個提問人，幾乎全部去了他們極其討厭的西方世界，馬楠還找了個大鼻子的洋老公。

既然那麼不喜歡西方，爲什麼還要死皮賴臉地在這裏噁心自己，同時噁心大家呢？我來模擬一下當事人的回答。那位時事評論員可能會說：民主社會允許各種不同的表達。那位牽頭在多倫多搞反西方妖魔化遊行的主兒可能會說：距離產生美，喜歡不一定要回去。再說，留下來挖挖資本主義的牆角，也是爲革命事業添磚加瓦。那位北大畢業的馬同學可能會講：我去哪裏居住、我找怎樣的老公，是我的自由。既然你們都崇尚自由，爲什麼要剝奪我的自由。

聽起來都貌似有點道理，但其實都回避了他們對西方社會價值觀的激烈批判立場。其實，在專制的中國可以發大財，在民主的加拿大可以合法享受財富、享受藍天白雲，人人都心知肚明，但何必總是替專制制度唱讚歌呢？誰喜歡講句真話就被抓、寫幾篇文章就判刑的社會？某些海外華人的詭祕之處就在於：生氣發怒批判，都選安全的方式操作。人活得越來越精明了。

這是一個「精英」輩出的年代，這是一羣喪失了自身價值（觀）的人羣，他們所保留的僅僅是自己的利益;而他們的表演也沒有其他的目的，僅僅是爲了獲取利益而已。這些「精英們」清醒地明白：站在加拿大或者美國的的對立面，在特定時空中總能夠讓自己獲得利益。他們需要西方民主制度的寬容來兜售專制社會的垃圾。儘管他們內心深愛着西方，但必須時常表現出出位的批判和厭惡。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創始人康德所說的「內心的絕對的道德律令」對他們來說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並不利於獲取現實利益，所以乾脆拋棄掉。這是一羣人格極度扭曲之後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奇怪的中國人。

更多的人受這夥人的影響，雖然所言和利益無關，但常常以充當西方社會的「異議人士」爲榮，似乎不如此，不能彰顯自己那顆「中國心」。

若干年前，我剛登陸維多利亞市，房東老太很健談，我們從卑詩省談到加拿大，她對加拿大啥也看不慣，假民主、假選舉、官僚腐敗、公營醫療效率低、物價奇高無比，等等。於是我插話，那去美國吧。那人又開始罵美國，美國更不好了，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選舉就是逗老百姓玩，民主黨共和黨都不是東西，個個都愛跟中國政府對着幹，等等。於是我又插話，那去歐洲吧。那婦人又開始罵歐洲，說自己在英國呆了五年不給合法居留，分明是歧視咱華人，八國聯軍的脾氣到現在也沒改。於是我插話，那就回國吧。房東立馬警惕地看了我一眼：你什麼意思？你有什麼權力叫我回去？

繞了一大圈，其實就想告訴我們：痛並愛着。但這個痛的水分很大，而愛卻埋藏在心底。時至今日，我們如果還不能發現某些人的兩面三刀，那麼真就把地球人都當成大傻了。

來到加拿大，如果你把它視爲第二故鄉，上至英國女皇下至地方習俗，都要有最起碼的尊重。即便你確實啥也看不慣，但至少不能替專制政權當吹鼓手或拉拉隊，這是底線。如果無法做到，那還真不如打道回府，不然，就忒過委屈了自己。可是，這些人臉皮卻是出奇的厚，真要賽過西安城牆的老城磚。

這羣奇怪的中國人可能是最後整體摧毀海外華人形象的一股「不良勢力」。人沒錯成仙，馬無錯成龍。西方社會有很多問題，但必定比專制國家民主。西方社會也有兩極分化，但至少比大陸中國平等。不是說加拿大不能批評，讓人憎惡的是有些人拿着加拿大的福利詆譭加拿大的價值、藉着西方的民主妖魔化西方，他們頻頻在主流社會發出奇怪的叫囂，既做華人的代言人又當專制政體的吹鼓手，我看最終受他們拖累的將是整個華人的形象。

我們的未來或許真會葬送在這羣奇怪的中國人身上，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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