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专制制度涂脂抹粉却赖在西方打死也不回去，这是个老问题，只是每一次都卡在“为什么不回去”这个坎上了。比较突出的例子发生在两年前的多伦多，有人跳出来招揽华人上街，说什么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妖魔化中国，进而把美国和加拿大说得一文不值。后来有人建议牵头搞“群众运动”的那位侨领，有本事你把加拿大护照撕了，全家返回中国去，而且还给他提供机票，结果此人立马歇菜。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1998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走访北京大学，和北大学生进行别开生面的对谈。当时有一位名叫马楠的学生，当面挑战柯林顿，质问美国凭什么教导中国人如何生活。事后，马楠和其他六位发问的学生，因挑战美国总统和美式的民主价值，而被冠以新一代反美学生的先锋。但不出几年，包括马楠在内的那几个提问人，几乎全部去了他们极其讨厌的西方世界，马楠还找了个大鼻子的洋老公。

既然那么不喜欢西方，为什么还要死皮赖脸地在这里恶心自己，同时恶心大家呢？我来模拟一下当事人的回答。那位时事评论员可能会说：民主社会允许各种不同的表达。那位牵头在多伦多搞反西方妖魔化游行的主儿可能会说：距离产生美，喜欢不一定要回去。再说，留下来挖挖资本主义的墙角，也是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那位北大毕业的马同学可能会讲：我去哪里居住、我找怎样的老公，是我的自由。既然你们都崇尚自由，为什么要剥夺我的自由。

听起来都貌似有点道理，但其实都回避了他们对西方社会价值观的激烈批判立场。其实，在专制的中国可以发大财，在民主的加拿大可以合法享受财富、享受蓝天白云，人人都心知肚明，但何必总是替专制制度唱赞歌呢？谁喜欢讲句真话就被抓、写几篇文章就判刑的社会？某些海外华人的诡秘之处就在于：生气发怒批判，都选安全的方式操作。人活得越来越精明了。

这是一个“精英”辈出的年代，这是一群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人群，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而他们的表演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已。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加拿大或者美国的的对立面，在特定时空中总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他们需要西方民主制度的宽容来兜售专制社会的垃圾。尽管他们内心深爱着西方，但必须时常表现出出位的批判和厌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这是一群人格极度扭曲之后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奇怪的中国人。

更多的人受这伙人的影响，虽然所言和利益无关，但常常以充当西方社会的“异议人士”为荣，似乎不如此，不能彰显自己那颗“中国心”。

若干年前，我刚登陆维多利亚市，房东老太很健谈，我们从卑诗省谈到加拿大，她对加拿大啥也看不惯，假民主、假选举、官僚腐败、公营医疗效率低、物价奇高无比，等等。于是我插话，那去美国吧。那人又开始骂美国，美国更不好了，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选举就是逗老百姓玩，民主党共和党都不是东西，个个都爱跟中国政府对着干，等等。于是我又插话，那去欧洲吧。那妇人又开始骂欧洲，说自己在英国呆了五年不给合法居留，分明是歧视咱华人，八国联军的脾气到现在也没改。于是我插话，那就回国吧。房东立马警惕地看了我一眼：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权力叫我回去？

绕了一大圈，其实就想告诉我们：痛并爱着。但这个痛的水分很大，而爱却埋藏在心底。时至今日，我们如果还不能发现某些人的两面三刀，那么真就把地球人都当成大傻了。

来到加拿大，如果你把它视为第二故乡，上至英国女皇下至地方习俗，都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即便你确实啥也看不惯，但至少不能替专制政权当吹鼓手或拉拉队，这是底线。如果无法做到，那还真不如打道回府，不然，就忒过委屈了自己。可是，这些人脸皮却是出奇的厚，真要赛过西安城墙的老城砖。

这群奇怪的中国人可能是最后整体摧毁海外华人形象的一股“不良势力”。人没错成仙，马无错成龙。西方社会有很多问题，但必定比专制国家民主。西方社会也有两极分化，但至少比大陆中国平等。不是说加拿大不能批评，让人憎恶的是有些人拿着加拿大的福利诋毁加拿大的价值、借着西方的民主妖魔化西方，他们频频在主流社会发出奇怪的叫嚣，既做华人的代言人又当专制政体的吹鼓手，我看最终受他们拖累的将是整个华人的形象。

我们的未来或许真会葬送在这群奇怪的中国人身上，这绝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