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上述疑問者，部分中國人有之，部分海外華人有之，甚至於，部分外國人也有之。筆者於外訪途中，甚至聽到部分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當面詢問，提出類似問題。持有這些疑惑的人們，大多出於擔憂，關切未來中國命運。善意可鑑。

然而，上述說法，相當程度上，卻是中共集團蓄意製造和散佈的結果。比如，1979年，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卡特，針對後者對中國人出入境權利的關注，鄧竟這樣回答：「你想要多少中國人？一千萬，還是兩千萬？」卡特語塞。

這番對話的背景是：鄧小平訪美的1979年，中共向美國討要「最惠國待遇」，卡特回答：依據美國法律，只有那些保障公民出入境權利的國家，才有可能獲得美方的「最惠國待遇」。

鄧小平顧左右而言他，故意迴避一個事實：在此之前，毛時代，尤其文革中，中國人被完全剝奪出入境權利，有海外關係者，動輒被污爲「裏通外國」、「英美特務 」，以至於，根本不敢與海外親人聯繫。鄧的說法，也是要嚇唬外國人：一旦中國開放，中國人就會大量外逃，看你們這些國家吃不吃得消？

事實上，正是在那次鄧訪美后，中國湧現了留學潮。鄧小平表面上嘴硬，卻在美方壓力下，重新打開了被關閉三十年的中國留學大門。有些中國留學生爲此感恩於鄧小平，其實，他們不如感恩於卡特，因爲，如果沒有美國的壓力和關注，中共的閉關鎖國，還不知要持續多少年。

回頭說鄧小平那句「名言」（「你想要多少中國人？一千萬，還是兩千萬？」）。美方當然不存在向中國要幾千萬人的動機，那不過是鄧自己的戲言。鄧的真實意思是：一旦開放，中國人就會大量外逃；中國人口多，外逃幾千萬、幾億，都不成問題。

問題是：中國人爲什麼要外逃？這不恰恰證明，共產黨治國無方、禍國無度？就在中共製造活活餓死四千多萬中國人的大饑荒年代，六十年代初，新疆伊犁、塔城一帶，僅兩個月間，就有6萬多中國人逃往蘇聯。六十至八十年代，在粵港交界處，無數國人偷渡香港，僅在1979年5月6日這一天，就有多達7萬人偷渡香港。

在上述兩個邊境地帶，中國人尚能偷渡、外逃。但與此同時，在中國廣大地區，尤其內陸，中國人，不要說外逃，連遷徙權利都被剝奪，從一個鄉去到另一個鄉，居然要到政府「開證明」。大饑荒降臨時，竟不能逃荒要飯，只能坐以待斃。人禍復人禍，曠古未有！

中共禍國殃民，製造無數人間慘劇。之後，竟以此爲根據，妄言中國不能開放；被迫開放後，又妄言中國不能實施民主，甚至於，製造出「一旦中國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危言聳聽。這無疑是中南海的厚黑宣傳之一，其目的，是維繫中共一黨專制，守護其既得利益。

所謂「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任何獨裁者，都可以這麼說。藉以封殺言路，阻擋民主，大權獨攬。作爲中國的末代皇帝，鄧小平可以這麼說，之前的歷代皇帝，也都可以這麼說；中國的獨裁者可以這麼說，世界各地的獨裁者，諸如朝鮮、緬甸、津巴布韋、蘇丹、古巴等國的獨裁者，也都可以這麼說。換言之，這不過是獨裁者的一貫藉口，並不稀奇。

大量統計顯示，經濟成功和長治久安的國家，大多是民主國家；經濟貧困和動亂頻仍的國家，大多是專制國家（對照這一規律，只有極少數小國例外）。政治民主與經濟發達，和諧共生。統計也顯示：區域性衝突和世界大戰，往往由專制國家挑起。可見，民主政治，不僅有利於本國穩定，也有利於世界和平。

道理在於，民主國家重法治，專制國家杖人治。民主與法治相輔相成，專制與人治密不可分。在民主國家，公民權利受到高度保護，公民對他人和社會權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規範。在專制國家，公民權利不受保護，公民對他人和社會權利也沒有尊重的習慣。個人權益輕易遭當權者踐踏，人與人之間、民衆與政府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動亂和衝突極易發生。

以「國家太大，人口太多」爲由，恐嚇嚮往民主的人們，也是黔驢技窮的一招。印度國土僅爲中國國土的三分之一（33%），印度人口卻爲中國人口的80%，即，印度人口密度爲中國人口密度的2.5倍。而印度早已實施民主，現正經歷經濟起飛，何曾見印度「天下大亂」？何曾見印度人「大量外逃」？

縱觀世界，還有怎樣的「天下大亂」，超得過中國的文革十年？今日中國，每年十多萬起「羣體性事件」（民衆抗議事件），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天下大亂」圖？全世界見證，大量偷渡和外逃的，不是印度人，而是中國人----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

民主，不意味着不要法治，更不意味着取消邊防。散佈「民主等於混亂」的中共腐敗集團，其潛臺詞，無非是：「全世界都能民主，唯獨中國不能。」其用心，無非是：任我專制，任我腐敗。「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