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在这20年中，中共创下了举世无双的人权灾难：因强制征地和暴力拆迁导致无数血泪斑斑的惨剧和绝望的反抗；因强力剥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造成一场又一场残酷和非人性的迫害；因维持中共特权利益导演了一幕幕警匪合作的现代冤案。

性酷刑、金盾工程、上访大军、活摘器官、世博难民、校园血案、律师吊照入狱等，构成了独具中共特色的“人权成就”。“610”和“维稳”成了中共独创的“人权措施”。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斯特凡埃塞尔这样评价中共的“人权贡献”：中国在历史上曾拥有着辉煌的文化，和对人类充满哲理的理解，但是却经历着一段充满暴力、无视人权、政治独裁专制的岁月。

但是，中共外交代表却能一直平心静气地与美国代表就人权问题“交换意见”，甚至冠冕堂皇地介绍“在人权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是喜欢上人权对话了。这其中大有奥妙。

首先，中共可以用闭门对话来遮掩和搪塞人权迫害。在不公开对话内容情况下，无论双方谈什么，都不对中共构成威胁，中共可以事后耍流氓，随意解释对话内容。加之中共强调”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对待和处理，不能搞双重标准，也不能搞对抗，更不能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结果，密室对话反而可能成了中共消减外界人权压力的助手。中共可以煞有介事地把参与对话等同于改善人权，抵挡公开谴责，其实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没有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中共根本不会对人权迫害收敛，反而会更加肆无忌惮。

公开对话才会对中共形成压力，迫使其改变。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说，“人权对话越公开透明越好，因为这不是像什么核武器问题需要保密，这是最基本的普世的人权问题...你必须让那些(迫害人权的)国家的整个政府对他们所做的负责任。”

其次，中共不用承担任何实质性的改善人权义务。双方只是阐述各自的看法和主张，各说各话，各自表达，最后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对话和确定下一次会议。这样，对话就流于开会本身的形式，国际上对中共人权迫害的关注变成组织和召开会议的事务性议程，

由于中美核心价值观不同，对这种空泛的对话，中共不但不用做任何实事来落实和兑现，而且本身会变成无俚头的鸡对鸭讲，把本来对中共施压，让其在压力下收敛的机会变成假学术讨论，变成中共自我辩白和漂白的过程，变成中共展现“人权进步”的平台。形成“中国人权已经有人管了”、“有制约了”的幻觉。即使中美达成什么“共识”，以中共一贯说谎造假的流氓特性，也不会遵守。

再其次，中共把参与对话作为与美国周旋的筹码。本来奥巴马去年11月访华时确定在今年2月底以前举行新一轮的美中人权对话。但是中共借口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接见达赖喇嘛和人民币汇率争议等因素延期举行美中人权对话。

中共迫害人权是一种罪行，本应受到制裁。人权对话本应设计成督查中共改善人权的机制。但中共反把参与人权对话作为与美利益的交换手段，这与朝鲜利用出席6方会谈与美较量的手法如出一辙。

最后，从实际情况看，人权对话已经变成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热身活动。人权对话后不久，美中双方将于5月24 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人权对话从战略对话中剔除出来，降低了人权对话的意义。将人权对话设计成低级别的工作例会从而降低人权问题的重要性，这是人权恶棍中共所乐见的。

人权对话要有实际意义，就必须对外公开透明，同时具有明确的路线图，即有迫使中共改善人权的具体目标和核实措施。

至今为止的“桌子底下”的人权对话是徒劳无功的。其作用与其说是切入口(它也许可以引起人们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如说在缺乏媒体曝光和具体改善步骤时，其更可能成为中共的遮羞布和挡箭牌。正如美国议员罗拉巴克 (Dana Rohrabacher)所说，和专制者、流氓对话，你是不会取胜的。要想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单纯的对话难有实效 ，美国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