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她所鞭挞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她充分享受了一个国民所应有的言论、出版、结社等方面的自由；然而，当她与中共党人“风雨同舟”、努力追求的“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享受到上述的自由，而且她在民国时期的经历也为自己带来了几十年非人的生活。即便重获自由后，她的所闻所见也与其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差之千里。也许，她甚至都不知道，当年所经历的所谓“下关惨案”的背后的推手正是中共。

在中共官方的叙事中，雷洁琼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闻名遐迩的民主斗士”，不仅“毅然离开讲台”，还“领导学生抗日运动”，甚至创办多种报刊，直至参与发起并组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由此可见，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民主还是给予一定尊重的，不仅允许老百姓抗议、结社，享有出版自由，还允许给处心积虑整垮自己的共产党以抗议、出版、言论的自由。比如抗战期间，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出版报纸、杂志和书籍。

不过，当中共在如雷洁琼这般“民主斗士”的帮助下夺取政权后，任何想要复制雷洁琼的奋斗历程之人，都毫无疑问地被视为“异议份子”，直至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送进监狱。从毛泽东到如今没有改变过，即便中共《宪法》赋予了中国公民上述所有的权利。原因只有一个，任何人都不能“颠覆”中共的独裁统治。

于是乎，如曾经的雷洁琼所拥有的理想一般，为中国实现真正民主而努力的人们，如林昭、魏京生、高智晟、胡佳、陈光诚、郭飞雄、郭泉、力虹等，或被投入监狱，遭受酷刑折磨，或被迫害致死。不知生前的雷洁琼是否了解与自己有着共同追求的这些人的遭遇，如果知晓，又会作何感想呢？是否会发出如下的感慨：难道这就是自己曾追求的民主社会吗？难道中共是说一套做一套？难道是自己被骗了？也许，心底里还会有那么一点点庆幸：与中共相比，当年的国民党还是仁慈了许多。

的确，同中共相比，国民党对待人民绝没有中共那般血腥、残忍、无情，诸多的对比早已验证了这一点。或许雷洁琼还有一点纠结，那就是自己曾经历的“下关惨案”。在她看来，这不就是国民党残忍的表现吗？事实却是，这起事件的幕后推手正是中共。

按照中共官方说法，1946年6月，在全国“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浪潮中，雷洁琼等9人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平请愿的代表，赴南京请愿。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东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强行包围和殴打，雷洁琼被国民党暴徒殴打至昏迷。

然而，中共党史在介绍中共地下特务阎宝航时，却不小心披露了这段历史的真相。1937年即加入中共的阎宝航，成功打入了国民党高层，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并成为蒋介石的红人之一。他所搜集的情报为中共最终夺取政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阎宝航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抨击国民党的内政，将挑起内战的矛头指向国民党，而事实上内战的烽火正是中共点燃的。1946年，阎奉命在上海发起了“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并作为请愿代表赴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阎故意激怒乔装的国民党特务，从而挑起冲突。阎宝航被打，雷洁琼等人也跟着遭了殃。而就在阎等人被送去医院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立即赶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对阎宝航说：“宝航同志，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随后，毛泽东、朱德也发来了慰问电。

中共地下党员阎宝航完成了什么任务已是不言而喻，就是利用“下关事件”挑起中国不明真相的知识份子、老百姓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乃至愤恨，而这个目的也的确达到了，想必如雷洁琼等至死也是被蒙在鼓里吧。雷洁琼又被中共骗了一把。

在中共建政后，尽管雷洁琼风光了一阵，并且在1957年反右时没有成为直接打击的对象，但文革开始，还是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对于这段往事，雷洁琼很少回忆。我好奇的是，当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蒙此冤屈时，雷洁琼是否后悔过当年对中共的轻信？

不过，从雷洁琼文革后并不看重自己的高位、而是将自己定位在一名教师看，她内心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只是对中共认识到什么程度我们是无法知晓的了。也许，她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上当受骗，因为如果承认，就意味着否定自己的过去。这难道不也是人生的悲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