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女孙穗芳

美籍华人孙穗芳1936年3月19日生于上海，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孙女，是孙科的第三女。现任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等，在深圳创办了孙中山心血管医院，着有《我的祖父孙中山》和《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等书。

1948年，孙穗芳毕业于上海世界小学，1955年在上海第八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她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她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有这样的成绩，却不许进大学深造。在收到“不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孙穗芳被派出所人员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在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19岁的孙穗芳被吓得不知所措，有人对她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

孙穗芳回忆说：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

没路可走时，她想到了从未谋面的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来到北京，没想到宋庆龄因风湿病去了外地疗养，扑了个空。她想在做建筑师的舅舅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家落落脚，舅舅当时正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却在见到她的当天去派出所汇报了。而以前在上海的老邻居、时任邮电部长朱学范的儿子朱培英，也听从父亲的劝告不敢留她过宿。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社会缩影，由于恐惧受牵连，人的心理都变态了。

孙穗芳在完全绝望之际，就死马当活马治，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了她，“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可见宋庆龄只是个政治花瓶，连能否保护孙中山的孙女都没有信心，“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孙穗芳把宋庆龄的信当作救命稻草寄给了高教部，才获准第二年有进入大学读书的权力。

孙穗芳回忆说：次年（1956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系，这并没有使我的思想负担减轻。 他们逼我承认出身于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在公开场合，我也时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济三年，每学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里学生党支部书记的旁边，作业时常被抽查，所有笔记本都要定期交出来，以便他们检查我的思想。期终考试我得了满分五分，经过重新评分，结果只给了我一个二分岸岸不及格的成绩。所有的教授都说我不用补考了。结果，在成绩单上，我的分数被填成三分，勉强及格。

孙穗芳回忆说：由于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认为有“毒素”，于是在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农村劳动，住的地方潮湿阴冷，睡的是泥土地，这段时间造成我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没有治愈。让我干最脏最苦的活，被认为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的出身，我得用劳动来清洗血液中上代传给我的“毒素”。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经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1959年，孙穗芳因母亲严蔼娟患心脏病，获批准前往香港探亲，1962年入读香港大学商业学系，孙穗芳于1963年嫁给届时的香港首富王时新之子王守基，后移居美国夏威夷。

在孙中山的孙辈中，唯有孙穗芳一人在中共的统治下受苦，正因为她亲身经历了共产党的恐怖统治，才会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孙穗华、妹妹孙穗芬的低调不同，她最知道国父孙中山的思想理念对中国人多么珍贵，她今生受的苦都是为了不屈不挠的宣传祖父的伟大思想。近年孙穗芳往来各地为其捐赠的国父铜像揭幕，并计划最终送出100座国父铜像。

孙穗芳说，在大陆“什么都可能发生”，单是她送的国父铜像，便有大陆城市曾将其破坏击碎并变卖。她还说，1981年到南京中山陵祭奠祖父时，发现墓顶的国民党徽消失，后在其强烈要求下，中共南京当局才同意修复；2011年5月再次造访，发现墓旁的“会议通则”石刻又被抹掉。

在辛亥革命百年、中华民国成立百年之际，孙穗芳透露10年前2001年江泽民当政时，以“辛亥革命90周年庆典”的名义，篡改国父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宣称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为此，孙穗芳愤怒指出，这是“删改历史”，并特别致函江泽民，表示抗议。

孙穗芳说，隔年2002年江泽民回复，表示愿意资助辛亥革命活动；2008年江又重提赞助，并指“1000万美元也可以给”，孙穗芳拒绝了腐蚀。

她说：“这些钱不好拿，拿了就不能自由宣传（辛亥）革命了，他们要修饰，但这是愚民，要洗去祖父办（辛亥）革命的形象，我办不到，这是扭曲历史基础。”

2011年国殇日，六四屠杀之地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了孙穗芳的祖父、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山寨了62年的非法政权已经危机到如此程度了。△

（人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