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大的官僚系統自然要依靠老百姓繳納的稅款維持日常開支。且不說每年成千上萬億的「三公」消費，單是官員的工資、福利、保險等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這些都要由老百姓來買單。更爲可怕的是，中國老百姓不僅要養活現任的中共黨政官員，甚至還要養活那些退休的官員；而且民衆還不知道的是，那些中共高官們每人每年的支出在幾十萬、上百萬乃至上千萬。

據幾年前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老幹部局公佈的數據顯示，在職的政治局常委每個人每年的開支預算估計要幾千萬元人民幣，而離任的高官們的花費也毫不遜色。

2004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一級的離休高幹12人，公費開支3億2600萬元，平均每人2725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輩遺孀）一級離休高幹105人，公費開支6億7100萬元，平均每人630多萬元。他們可享受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

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一級的離休幹部，有12人；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輩遺孀）一級離休幹部105人；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5537人。總計5654人。

5537名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備工作人員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費開支70多萬至600多萬元。如汪道涵，在其去世前，每年公費開支達900多萬元，醫療開支500多萬元，他在上海錦江賓館、大公館設有兩個集醫療設施的「汪辦（公室）」。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福建的省部級離休幹部，平均每人每年開支都在500萬元以上。據說，廣東省每年支出的離任的副省級幹部的轎車費就達到1億1230多萬元。

中共的高官們憑什麼可以如此揮霍老百姓的血汗錢？他們是因爲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還是仰仗一黨專制的制度而如此肆無忌憚？想必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明確的答案。或許「善解人意」的「五毛」們會辯解道：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的離任總統和高官們的待遇也都不錯，憑什麼中國的高官們就不能享受高福利？

似乎言之鑿鑿。那就不妨看看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總統們離任後的境遇。迄今爲止，美國42任離職的總統中，風光依舊的不過7人，他們是克林頓、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福特、卡特、西奧多•羅斯福。他們風光，是因爲他們找到了新的賺錢的方式，比如公開演講、著書、翻譯、經商、撰寫自傳等。有10多人過着平淡無奇、歸隱田園的生活，比如華盛頓、尼克松；還有的投身學術研究，創辦大學；但也有5個人生活陷入窘境，貧困潦倒，比如第5任總統門羅。

當然，生活陷入窘境的這5位總統，皆是美國早期的總統。除了自身不善於經營外，更主要是因爲在20世紀之前，美國的各種機制還不健全，總統薪俸也不夠高，不足以支付任內的高額開支，卸任後的福利也不多。不過，現在每位離任總統的待遇大有提高，每年有18萬美元（約合115萬元人民幣）薪水，政府還會負擔他們辦公室人員的工資、差旅費、電話費和辦公用品費，並且會給退休總統建一座圖書館，收藏他們所有的私人物品。

然而，與中共黨魁每年上千萬乃至上億的開銷比，美國總統的支出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了。而且前提是，美國人和中國人的工資水平、美國和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

美國總統級別的官員不過如此，其他級別的官員的待遇當然比不上總統，所以很多離職後的官員們都會再去另找工作。同美國一樣，英國、德國的離任官員離任後如果靠退休金也是無法維持體面的生活的，還是需要另謀出路。像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通過巡迴演講、投資房地產而所獲頗豐。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下臺後除了演講，還出任多家公司顧問，因爲他除了要負擔自己家庭的開銷外，還要支付3位前妻及兒女的生活費。

同西方政客屆滿就回家「自力更生」相比，中共的高官們則終生都依附在民衆身上，而且對於不停的吸血連一絲絲的愧疚也沒有。顯而易見，根本原因在於根本制度不同，西方國家的高官們不是終身制，而中共的官員們則是終身制，即便不在其位，但待遇確是絕不打折扣的。

試想想，當中國農村貧困、兒童失學、礦難頻發、下崗工人生計維艱，民工工資慘遭拖欠、物價居高不下、買房難、看病難等問題比比皆是時，中共高官們依舊一擲千金，揮霍無度。口口聲聲說要「爲人民服務」的他們，其實所言不過是個幌子而已，他們真正信奉的是「在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這也就難怪中國老百姓感嘆生之多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