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表示，房价上涨是因为老百姓的钱太多。他说：“那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借家里的钱都要买房，为什么？因为今年不买，明年会更贵。”房价上涨根本是一个货币问题，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窃以为，马行长之所以敢如此放言，是因为他眼中的老百姓只有两类：权贵和富商，其他的都是 “屁民”。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教授厉以宁在会上发言称，土地经济快进入尾声了，没有多少土地可以再卖了，因此发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就是以后的方向，而若要多元经济发展廉租房，也许可以引进民间资金。与厉教授以往的雷语“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相比，此番话似乎“轻柔”了些，不过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为中共利益集团狡辩。众所周知，发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并非是为了盈利，出发点是为了解决穷人和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政府理应加大投入；一旦引进讲求利润和利益的民间资本，谁来保障老百姓的利益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同样语出惊人：“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他们不用来城里，在农村也许就发展起来了，有技术，有目标，有幸福。”也许王委员的初衷是“好的”，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农村的孩子不读大学也可以找到幸福。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差距巨大、户籍制度依旧存在的国家，农村的孩子不读大学如何取得出人头地？恐怕连在城市立足都是难上加难啊。

全国政协委员、工商联常委、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认为，中国公务员的数量占中国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因此即使有的公务员职位有许多大学生报考，也只是比例的问题。此言大大的差矣！或许陈主席也甚少阅读中共官方媒体吧。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这样的比例在中国1949年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连这样的比例都是小的，那么陈主席眼中的比例难不成是1：2？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谈及拆迁问题时就表示，拆迁问题不可避免，关键是要在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不可能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充分的保护和最充分的实现”，“能因为个别利益解决不好，就放弃公共利益。”貌似合理，但谁能在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强势的政府难道既要做获取利益的一方，还要当仲裁者？没有对个体利益的保障又何谈得上公共利益？难道公共利益的获得必定要损害个体利益？不过又是替政府开脱的狡辩之词。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雯的认为，提高贫困线彰显了政府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政策的人道主义关怀，会让我们更有面子。可是“我们”是谁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提议：将清明节前一天定为“中华民族英烈日”，先缅怀先烈，再祭奠亲人。为啥要缅怀先烈？岂不是“要谢就先谢国家，然后才能谢父母”的复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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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雷人雷语，今年两会上还有不少“雷人提案”，如有“坐牢”反腐的，有网吧“国有化”的，等等 。

“两会”一些代表和委员们能发出如此的雷人雷语，或是因为“幸福过了头，真心感谢党的恩赐”，或是根本不知自己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或是心虽似明镜但嘴却要向着党……只是这些雷人的委员们大概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中共无比担忧中东革命波及自身的情况下，在中共将“维稳”作为头等大事之际，这样的提案和惊人之语只会让早已失望的百姓们陷入绝望，只会给早已愤怒的百姓们“火上浇油”，只会让人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让中共下台”才是唯一的选择。如此一来，雷人的委员们不但没有帮了中共的忙，反而坏了中共的大事。这大概又是中共政权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