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穗芳13岁摄于香港。

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却成为进入大学深造的同学中落选的人。在收到“不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我被一位派出所的人员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虽然那时已是1955年，“三反”、“五反”早已结束。在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我是专门被叫来接受这个场面的“教育”的。有人对我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我被吓得不知所措。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

这时，我想到了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却因风湿病去了外地疗养。我在北京还有做建筑师的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以及以前在上海的老邻居朱培英一家，他的父亲朱学范当时是邮电部长。我到了舅舅家，舅舅当时正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的警觉性很高，我考不上大学乃因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到舅舅家的当天，舅妈就去派出所汇报了，这意味着我不能在她家里多呆。而朱伯伯也怕我出身不好会连累他们，还吩咐儿子不要和我来往。

我当时沮丧极了。在万般无奈之际，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了他。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我把祖母给我的信寄给了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干部来找我，她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她许诺：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等到明年我将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

孙穗芳和父亲孙科1969年摄于台北。

由于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认为有“毒素”，于是在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农村劳动，住的地方潮湿阴冷，睡的是泥土地，这段时间造成我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没有治愈。让我干最脏最苦的活，被认为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的出身，我得用劳动来清洗血液中上代传给我的“毒素”。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经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文章来源：《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后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