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国内的官僚资本是靠着政治腐败挣钱；在华的外国企业又何尝不是间接的，甚至直接的依靠政治腐败在赚钱。80、90年代就有贪官鸣冤叫屈，说他们老外赚得更多、更狠，更专业。中国的资本家们还处在学习阶段。

既然是靠着政治腐败赚取超额的利润，自然就需要保卫这个腐败政治的根本。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来源于有中国的特色的一党专政。所以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就联合起来，坚定的保卫有中国特色的腐败专制政治，因为这是他们的财源。

连西方的媒体们都看出来了，这个腐败专制的政治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所以十八大之前，以国际媒体为主，热烈的炒作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评选出了他们理想的改革派人物，以为只要这些人物拿下了政治局常委，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咸与维新了。

政治局常委们一亮相，媒体们就大跌眼镜而资本家们就松了一口气，积极进行小幅度改革试验的人物们落选了；坚定维护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刘云山、张德江、张高丽青云直上，保证了共产党不变色；保证了改革行不通。保证了贪官污吏们的安全；也保证了国内外富人们的钱包可持续的发展。

可是习近平在登基演说里感情充沛地说到的，老百姓的那些美好生活靠什么保证呢？靠贪官污吏和贫富差距，就可以给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吗？这个十八大，确实是一个神话的大会，破灭的大会。它带给人民的失望超过了画饼充饥的毛泽东时代。

我已经拿中国这次改革的环境，和台湾的蒋经国时代作了比较。其相似之处虽然很多，但不同之处更加重要。现在大家通过这次的十八大，可以看到他的一大不同之处。这就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所必需的权威。中共的所谓集体领导和老人政治，决定了没有一个权威可以改变现状。从上层看这是一个超稳定的体制。

这个超稳定体制的特点，就是只能保持原状，不得进行改革。一切决策必须经过集体决定，而且不是董事会那样的集体。董事会之上还有一个时而出现；时而不负责的太上皇董事会，其决定权时而还大于董事会，并且不用承担责任。

从历史上看，这种太上皇体制必然给国家和社会制造出大量的矛盾和混乱，最终就需要另一个权威出面解决。这个权威就是人民自己；这个解决就是暴力革命。现在的中国已经走到了这个悬崖的边缘。

在全社会都迫切的希望改革政治体制的形势下，官方既没有权威也没有信用。现在甚至连欺骗的兴趣都没有了。直接就把人民最不欢迎的人扶上台；把人民还比较欢迎的人物赶下台。这种直接和人民的权威对着干的作风，不禁使人联想到了秦二世和商纣王。邓小平激起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也是同样的原因。

有些诡辩的历史学家会反驳说：人民的起义从来就没有成功的。他们的错误就在他们预设的前提之中。他们把成功的概念局限在是否当上了皇帝，那末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上也就只有朱元璋成功了，再进一步把朱元璋算作是和尚而不是农民；再把和尚算作是上层建筑而不是下层人民。于是人民起义就没有成功的了。

这种诡辩术虽然不值一驳。但在邓小平时代却非常兴旺。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从舆论和意识形态上麻痹人民，从思想上杜绝人民起义的动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它确实也能起到麻醉人民，防止造反的作用。

可是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不但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历史上成功的革命无一不是从人民造反开始的，而且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一个能够成功。造反正是因为原有的体制已经不能自我更新，社会陷入了僵局无力自拔。这个时候就会有代表人民意愿的新兴势力出来组织造反；以非常手段解决非常的事情。

造反成功了，社会就继续前进；人民的幸福就继续增加。造反失败了，社会将停滞不前维持短时期的稳定。随后将迅速衰落下去，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中外历史上充满了这两种先例。现在的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

十八大之前，不但中国的老百姓，连西方的媒体都热切的希望新的领导集团能够是一个改革的集团。这样中国可以不流血的进入一场革命，摆脱现在由于一党专政造成的全面的困境。

但是结果出来了；大家都失望了。怎么会让这么几个让人民恶心的人执掌大权呢？这个政权看来确实不想活下去了。即使专制，也要有毛泽东、邓小平那种能够忽悠老百姓的威权领袖呀。现在选了这么几个以北朝鲜为榜样的接班人，而且是面目可憎的万人嫌。这是要把共产党引向灭亡。

现在的结局，还不是最终的结局。中国的老百姓如果参与进来，事情还会有意外的转机。

（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