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近日刊出一篇评论文章，其标题讽刺这位曾替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传记的中、比混血儿是一位“文革的啦啦队长”，指她曾在北京见过中共高层，享有其他外国人没有的特权：被允许在中国各处旅行。做为回报，她配合了中共扭曲的政治路线，替中共辩护，迷惑西方社会。

1980年，比利时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发表了一篇对她的一些著作极具破坏性的短文，例如引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三本书中提到该运动是“合理、要紧和必要的事件，是给予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广大群众民主声音的唯一机会。”其论述抵触了许多明眼的西方分析师，他们认为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是透过暴力来巩固其政治权力的。

此外，她在书中叙述红卫兵是“干净、举止端庄和有礼貌的”年轻人，他们“透过民主辩证的方法学习民主”，还说军队接管政府是“革命传统的延续”，和“意识形态是凌驾纯粹军事野心的重申”。

西蒙·莱斯在文章中指称，在四人帮已被拘捕后，她在1980年出版的《我的房子有两扇门》(My House Has Two Doors)书中开始批评1960年代的左派和他们的罪行，说“在中国，每件事情似乎都疯狂了”，然后写说“军队的接管让人想起了军阀混战”，“红卫兵创造了恐怖统治”，“经济也分崩离析”。

如果这样的突然转变仅仅是出自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新宣传使然，那么韩素音就可能会被法国哲学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西蒙．莱斯等人归类为“有利用价值的白痴”。诚如西蒙．莱斯所称，从她晚期的书籍和著作来看，她一直都知道真相。

事实上，她曾承认“对于那些调查我的外交官和新闻从业者，我从我(微笑的)牙齿中”对于1958~62年间的中国大饥荒说了谎话。那时超过3千万人死于毛的大跃进运动。

文章提问，为何她知道真相却有意误导读者呢？部份原因是她为了让自己还能继续在中国旅行，但这样一来，她不但欺骗了读者，也玷污了她身为中共西方发言人的公信力。

可笑的是，即使她的谎言被识破了，西方的知识份子并没有回避她。她和其他党的作家还持续出书和写文章来支持中共的政权，迷惑了20世纪的西方知识份子。

文章最后感叹，不要以为可能不会再有另一个韩素音，雄心勃勃的专制辩护者肯定会争先恐后地继承她的衣钵。现在，我们都知道她的作品令人作恶，但其行销方式却又那么成功。

(大纪元记者张东光编译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