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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舅舅，我永远不会知道未录取原因 采访高招办之前，记者先在H省省会的某大学采访了王濮，该大学是王濮的第二志愿。 王濮个子不高，脸膛黝黑，身板壮实，在中学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市优秀学生干部。王濮说，他特别想到北京上大学，在省内读书发展的机会毕竟不如北京。得知高考分数后，他以为到北京读书的梦已经成真，没想到竟未被录取，为此哭了好几次。要不是舅舅在北京查到未被录取的理由，他只能怨自己考得还不够好，会踏踏实实在现在这所学校念书，毕竟农民的孩子能考上大学很不容易了。 王濮说，对于国家高考，他原来100%有信心，农村信息闭塞，他也从没听说过什么高考腐败。这回自己遇上不公，对自己的人生观都有很大影响。 王濮的话让记者心里不是滋味。省高招办和高校之间到底什么关系？退档和录取的生杀大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S大学口口声声录谁不录谁，决定权在省招办，招办又有何说法？ 省招办说：高校坚持退档，招办只能允许 H省招办宣传组杜组长告诉记者，按教育部的规定，现在总体高招机制是高校负责，招办监督。招办按各高校招生计划的120%从高分到低分向高校投档，高校做德智体全面衡量后，按从低分到高分的次序向招办退档。如果不是这个顺序，招办录检组就要审查退档理由，如果退档理由不符合教育部有关规定，就应要求高校复议，如果高校复议后仍坚持要退，招办只能允许退，但有关遗留问题由高校负责处理。 至于什么是合理的退档理由，杜组长说德智体三方面兼有，比如政审，比如某些专业要求专业分和特殊的身体条件。但是所有的专业限制都必须在考生填报志愿之前以各种方式向社会公开，录检标准必须是公布过的标准。教育部没有规定和学校事先没有说明，就不是正常的退档理由。 但是，是否合理退档，绝大多数考生并不知情。如王濮。 120%调档后的问题谁来监督，杜组长也承认是个问题。他说，从目前录取的现代化程度来说，计算机能够控制120%的提档线。比如某大学在某省录10个人，计算机自动生成12分档，原则上120%不能突破。记者追问，原则以外呢？可能不可能在12份之中退掉一份，再提第13份？杜组长说有可能，尤其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学校、提前录取的院校。这也是每年高校和招办发生矛盾的不好处理的焦点之一。有时候120%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都录了，但中间的没录，从目前的管理体制来说，是正常现象，但对考生来说，确实不公平。随着高校自主权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但是，杜组长认为，高考招生工作总体是公平公正的，现在暴露出的一些问题都是枝节问题。未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的问题。 至于王濮的情况，杜组长说S大学提出补录，我们审查理由成立，会积极配合办手续。 按H省招办的说法，王濮的退档主要是S大学的问题。但S大学似乎也有难言之隐。况且对于这种明显不合理的退档理由，H省招办根本没有按程序让S大学复议。 高校说：省招办的权力并没有削弱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已连续13年参加北大的招生工作，今年任北京地区招生组组长。13年的耳闻目睹和亲历，孙教授对高考中的每一处阴影和死角都深谙于心。 孙教授说，招生自主权当然应该在高校，因为是高校招生不是政府招生。 但是高校招生，省招办的权力并没有削弱，省招办负责投档，负责审批，尽管现在是电脑投档，但电脑也是人控制的，该投的档不投，该批的不批，这种情况也出现过。 高校招生，招办监督，高校和省招办应该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关系。 记者追问，有没有互相帮忙、互相利用的关系？孙教授笑答，不排除。但关键看高校，看你招一个人或退一个人敢不敢公开对社会作出解释。在这方面，重点大学相对规范一些，这和对自己学校信誉的重视有关系。北大要是招一个低分考生退一个高分考生，可能产生全国性影响，北大敢不自律吗？ 另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高校到地方招生一般会注意和地方招办搞好关系，一是工作起居甚至旅游都需地方关照，二是招办和高校都有各自需要关照的关系，不想互相得罪。 因此，到底什么决定了王濮的退档，记者始终没能触及到问题的内核。 加分、保送能取消吗 除了发生在120%调档线内的问题，另有一些人为操作性较大的环节亦成为高考腐败滋生之隙，今年媒体披露的隆回一中保送生事件等，引发了社会对高考加分、保送等选拔手段的强烈抨击。 但是，教育部中央教育科研所研究员臧铁军认为，考试技术的制约和考试形式的限制，使目前中国的高考尚不能全面反映一些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对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对在特殊领域里值得培养的学生应该有特殊的选拔机制，不能因由此产生的一些腐败和违规现象来否定保送、加分。教育部的有关文件对保送、加分的要求很明确，对不合格保送生和责任人也有严格的处理措施，关键是严格执法。孙东东认为，我们不能全面否定加分和保送，但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加分和保送存在一些问题，各种荣誉称号的加分太乱太滥，已成为导致高考腐败的原因。有些中学往往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授予成绩中等的孩子，而且什么比赛都有可能作为加分的契机。这些一是有可能提高学校总体的升学率或重点大学录取率，二就是照顾了想要照顾的关系。保送也是如此。每年二三月份起，全国各地的各色人等就开始往高校钻，为自己的孩子能被保送铺路。 中国的高考改革目前更多注重于形式上的改革，指望加分作为素质教育的补充，从目前来看是失败的。非正常的加分和保送提升了中学和地方的荣誉，却损坏了国家高考的形象。 鉴于此，北大、清华旗帜鲜明地在高招中一律把加分去掉，按实际分数录取。对此，很多学生家长拍手称快。对于保送，北大和清华几年前就向上级呼吁取消这一制度，未获批准，全国一些大学反对，因为通过保送可以预先吸纳一些好学生；有保送资格的中学更反对，因为升学率会受影响。尽管是否接受保送生的自主权在高校，但如果国家没有全面取消保送生，哪个学校也不敢自行决定不接受，因为不接受就可能意味着把一批好生源拱手相让。 据了解，推荐、保送在美国等国家是非常重要的高招选拔手段，为何没有衍生这些问题。臧铁军强调法制健全是杜绝腐败的关键。比如美国的推荐信，推荐的正确与否涉及教师和校长能不能吃这碗饭，学生和家长也很清楚，不能因为自己孩子的前途而砸别人的饭碗。因为有法律条文的约束。孙东东说，他就此问过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招办主任，答说，若中学推荐来的学生入学后发现有问题的，这所中学在我这所大学就永远翻不了身。我国就不同，中学捣了鬼以后，很少得到处理或处理轻微，有时甚至地方的教育系统出面帮学校说情。 还有一个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是扩招、补招。尤其补招是计划外招生，名单难得公布，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比如王濮，记者曾惊讶S大学给H省招办的补招函竟如此简单，“我校欲在H省增加招生计划一名，录取考生王濮到×专业，考号为××××××××××，考分为692。望批准为感。 孙东东说，S大学所谓在全国录取完毕后统筹使用扩招名额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全国的录取进度不一样。扩招名额一般会投放到生源条件非常好的省份，扩招的录取应该和计划内招生一起进行，录取名单一并公布。如果是正常录取之后的补录，问题往往较大，因为缺乏监督。 行政监督不如权利人依法监督 高考在我国存在了几十年，已经被普遍认同和接受，就是因为高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选拔机制。如今，高考的公平因接二连三的腐败事件而失衡，考生、中学、高校、高招办，保送、加分、考试、录取，高考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都受到质疑，高考将向何处去，高考的信誉如何重新建立？ 各方面普遍认为，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和严格执法是唯一出路。 但是，目前的高校招生、招办监督体制并非一个最佳监督体制，因为招办不是高考的权利人，招办利益有时候和高校利益的联系较之和考生利益的联系更紧密，招办行政监督的结果往往不及权利人比如考生的监督，况且，在整个高招体系中，高招办也是被监督的对象。 知情是监督的前提。对此，孙东东认为，我国的法律已经能够制约高考招生中的问题，关键是增加透明度。透明度越大，可捣鬼的余地越小。比如上海招办，晚上门都不关。上海的退档表一式三份，招办一份，高校一份，还有一份贴在录检大厅的楼下接待站处，谁都可以看。这样高校退档自然要小心。再如北京招办，今年把各分数段的考生人数都登出去了。如此公开，无形中给招办增加了压力，假如该录没录，招办要考虑如何向社会交代。 臧铁军认为，很多出现在高考中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高考本身的问题。违规和腐败涉及很多领域，可以用党纪国法来处理。如果指望净化高考来解决腐败问题，高考的负担就太大了。 在后果自负的前提下，高校的自主权似乎可以逾越省招办的监督，该怎样使用和制约自主权？臧铁军认为，问题总有正反两个方面，开放高校自主权是方向，有利于更好地选拔人才，但权力大了，就很难用一个标准和尺度来衡量和把握，关键是法制健全，但不能因噎废食。 H省高招办杜组长认为，应尽可能增加高校招生透明度，分数公开，计划公开，录取标准公开，录取结果公开。一旦出现问题，诉诸法律不啻为一个最好的渠道。孙东东还提到，高考本身要减负。家长、社会、媒体对高考的关注度要降温。 但是，这实际是一个怪圈。只有在一个相对开放公平的环境中，大家才会有相对放松的心态，高考暗箱的增加只会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不放心，并且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身不由己地投入暗箱。 9月5日，王濮到北京S大学报到，距记者着手调查此事刚好一星期。 事情解决得如此顺利，王濮的舅舅和律师认为和媒体的介入不无关系。而正因为此，才不正常。高招，对于我们仍然充满诸多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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