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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自由时报记者王寓中3月30日特稿)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访问中国，缅怀、谒陵或可称之，若率言“国共合作”，则宜三思。国民党不能忘的是，两岸五十多年来分隔，对照的是两个制度，对峙的是两个不同主义的国家，岂只“国”、“共”分合。 在党、国的分际上，国民党前主席蒋经国在民国70年10月7日中常会以“痛苦的教训，庄严的使命”发表重要谈话时，曾明白点出：这是两个主义、两个制度、两种生活，对中国人为福为祸、为功为罪的根本差异，但这却被共匪歪曲成了所谓“国”、“共”两党之间的“党见”、“党争”和党分享的“权利”。当年以党领政尚有如此认知，今日身为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进出中国，能不慎乎！ 从民国13年到38年的25年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和平共处”的时期，所谓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的用词，两次和平共处下来，成就了毛泽东口中北伐成功及抗战的胜利，但却让国民党败亡中国。  
国民党前主席蒋经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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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本质”到底是什么，蒋经国在70年中常会谈话讲得再清楚不过，他指出，在近60年的历程中，只有两次共匪是以伪装输诚的姿态，渗入国民革命行列，而终于窃发坐大的事实，“根本就没有所谓两党‘合作’之可言”，对于这段国共合作的史实，历史家或许有不同解读，但至少对国民党员而言，总不能忘记血泪惨痛代价换来的“党训”吧！民国38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两岸隔海对峙，周恩来先在43年抛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和战两手策略，所谓“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议题，则是两年后首度由毛泽东的口中说出，“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中国对台湾的和战两手策略，自此交互使用未曾间断，61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中后，中国在海外发起认同、回归、统一攻势，直至蒋中正、毛泽东相继去世。 
蒋中正，字介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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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合作、和谈，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58年接受日本电视台访问时指出，“我们是世界上受到共党合作痛苦最深、经历最久的国家”、“可是沈痛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为其国家及人民着想的”、“所以我们中华民国与毛贼绝对无合作之可能”。67年12月16日，美国与中国建交，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三通、四流。70年7月，中国副主席邓小平向香港明报表示愿与国民党“对等谈判”，人大常委叶剑英随后提出九点方针，扬言要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所谓“第三次国共合作”。 70年7月华国锋提出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合作，蒋经国在同年10月中常会发表严肃谈话，除了严正驳斥根本没有两党合作可言、两岸对峙非国共之党争外，蒋经国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所谓和谈，实际只是战争的另一种方式，和战面目不同，而目的则一，“与共匪谈判，无异自取灭亡”，他并再一次明确宣示，“绝不与共匪谈判”。 民国71年，中国持续发动温情攻势，找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儿子、时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写了一封被对岸视为统战经典文件的“廖承志致函蒋经国”，文中引用鲁迅之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为统战名言，国民党则请出当时旅居美国的蒋宋美龄，透过中央社发表“蒋夫人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信中以长辈训诫晚辈口吻，要廖承志“幡然来归，以承父志”、“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不必削发，以净余劫。” 
抗日期间宋美龄为将士缝征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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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2月，蒋宋美龄再发表一篇为劝告邓颖超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公开信，严斥所谓的国共三次合作，信中指出：“二次惨痛，殷鉴昭昭，一而再之为已甚，其可三乎？”这段国共两党统战斗争的经过或许已进入历史，但综观今日，遑论江丙坤访问中国，就算他日党主席连战亲赴中国，一趟中国行就能促成数十载未竟的 “国共第三次合作”吗？不要说与现实不符，在中国和谈背后“战争”本质不变情形下，国民党扛着“中华民国”名号，难道就比“台湾共和国”容易和解吗？中国对台，无论和、战，最终目的都是要全面赤化、“解放”台湾，此目的一日不放弃，莫言国共合，台湾与中国，要如何谈？又怎么可能合？ 
廖承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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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点内幕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是国民党元老廖仲凯、何香凝之子，出生在日本。是国民党三大公子之一。 他16岁参加国民党、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七十五岁的生命历程中，被共产党利用到最后一分钟。他的家庭背景使他在中共统战工作里起着中央枢纽的关键作用， 1983年，中共内部通知他将为国家副主席，再盖个橡皮图章即可，闻此言廖承志兴奋过度而去世，没有就职，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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