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至18日，100多国官员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后新的协议。中国乃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过去数年一直处在难以解围的状态。然而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突然有了咸鱼翻身之感。

中共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出降低“碳排放强度”概念时，人们只当一句空话。中共当局11月26日公布了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时，人们才明白：一个“新概念”出笼了。此“新概念”与美国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17％相比，据说“把美国噎得够呛”。

央视、新华社等所有官方媒体有了这等干货，其它炒作题目，都显得次要一等了。40%比17％大，这是小学生能搞懂的。中共的40%真比美国的17％大吗？这是一个哥本哈根猜想。

话得从头说起。其实，全球气候变暖是因为太阳辐射的变动造成，还是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有关，科学家之间存在不同看法。后一种看法导致了1979年联合国首届世界气候大会。1991年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启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92年《公约》通过，并于94年开始生效，其中一条重要原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是，《公约》并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是一个框架。

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作为《公约》实施文件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主要规定了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了各缔约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指标，如要求议定书列出的38个国家排放总量必须在2008年至2012年间比1990年减少5.2%。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适当情况下和可能范围内”制定国家、区域规划，改进排放目标和模式。二是提出了实现减排目标的四种方式，包括“排放贸易机制”(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交易)、“净排放量”(即可以从各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数量)、“清洁发展机制”(承担减排的国家，可在他国投资能够减少排放量的项目，而减下来的排放数额可以返还给投资国)、“联合履约机制”(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推广应用到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这第四种方式暗含了，不但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时曾签署《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在美国参议院否决后，布什宣布退出该议定书。美国退出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全球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尚无定论；二是一些排放量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未被列入承担减排责任名单，单靠发达国家减排效果不佳。

平心而论，美国的顾虑不能说没有道理。首先，现在有一半的温室气体是发展中国家排放的，尤其是中共自诩“崛起”并已成为头号排放大国，不能再逃避责任。其次，世界共享一片天空，污染超越国界，环境是相互影响的。一国排放污染不仅仅是单纯在污染自己，也是在污染邻国和世界。如果发展中国家照排不误，哪怕发达国家减排再多也影响有限，所以必须各方共同努力。

但这却折射出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双方争议的一个重点是，按国际通用和常规方法，确定减排度是根据各国现有水平的排放总量，而中共当局却认为应该按“人均排放量”计算各国的减排额度。先不谈中共在衡量国力时使用GDP总量的双重标准，此衡量方法首先遭到西方学者的批驳。欧盟气候变化《斯特恩报告》的作者斯特恩认为，中共所谓“人均排放量概念”是有用心的，因为在中国存在很大地区差异条件下，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均排放量已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如果把落后地区加进来，就掩盖了中国排放超高的事实。

谬论被揭破后，中共玩了一个“单位GDP碳排放比下降”的花头。换句话说，如果只是减少每单位GDP的碳排放比，那么随着GDP的增长，碳排放总量却可能反而增加。国外谘询机构Wood Mackenzie的研究指出，2005到2015年间，中国的碳排放量可能会以每年平均6.4%的速度增长，使得2020年排放量达到2005年的两倍。而2030年时碳排放量会达到2005年的三倍。

也就是说，中共当局发布的碳减排目标，并没有实质减少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当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盟、美国等国，都非常慎重提出实质性减排数字时，中共却一本正经地玩了一个哥本哈根猜想，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把“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变成了欺骗和愚弄人类的一次机会。

另外，中共把2005年作为计算的基准年是因为2005年这一年的单位GDP碳排放是最高的。用2005年作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少 40％─45％，让人感到中共政权的减排力度和决心很大，超过美国很多。

再者，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耗能产业的缩小，即经济结构的变化，单位GDP碳排放的减少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并非像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所称的，将是一个“需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目标。

其实，降低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和开发新能源在技术上可能是中国扭转高污染和高能耗发展经济的一个机遇。但这种转机正在被中共人为阻断或白白错过。中共在哥本哈根的主要目的是从被动的承受指责转变为主导大会话语权。中共除了在定量减排上用“猜想”忽悠大会外，同时用“两大阵营、三大势力”策略，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加中国，与欧盟、美国等周旋，粉饰其政权形象。

许多人对峰会能否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表示担忧。中共学者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成败在于看“美国能走多远”。其实中共的“哥本哈根猜想”才是掏空会议的真正祸害。中共在气候协议上的狡诈，正应了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一句警告：红色政权会变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