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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人们熟悉新疆的天山，西藏青藏高原上的珠穆朗玛峰，但对中国北部横贯东西的蒙古高原可能所知寥寥。这里的大草原举世无双，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风景如画，加之蒙古人的豪爽热情，吸引着四方人前去做客。 大草原曾孕育了一代伟人。《华盛顿邮报》曾选出“千年第一人”，既不是哥伦布，也不是牛顿，而是蒙古人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自由贸易区，大大促进东西文明的连接。” 而今，蒙古族的区域已然四分五裂，在中国境内的蒙族人，被分成几个民族，居住区域被分割。从上世纪50年代起，草原被开垦、矿藏被无度挖掘、生态环境在恶化，游牧被禁止、蒙古文化在消失，蒙族人占内蒙古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被逼着去实现所谓的“现代化”，却换来大草原的濒临“死亡”。随着草原进一步沙漠化，马群数量急遽缩减。而当蒙古人失去草原与骏马，等于失去整个民族的灵魂。 自中共建政起，蒙族人的生存空间就在被一步步受到挤压，信仰、自由被剥夺，文化和环境得不到保护，中共对蒙古人的迫害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名为允许“自治”，实为推行“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政策，捍卫蒙族人权利的哈达被关15年，出狱后遭软禁，至今全家失踪。然而，受访的关注蒙族命运的专家学者，却一致指出，尤为可悲的是汉族人，已成为文化亡国奴…… ……
文化灭绝 内蒙自由在落日中
文 ◎ 吴涔溪
1968年左右，中共开始对蒙古人进行全面的种族灭绝性的大迫害。那次迫害中，蒙古人中的菁英分子，那些最勇敢、最自由的灵魂，基本上都被摧残殆尽，而蒙古的整个文化，包括蒙古民族的元气，在这次大迫害中受到了难以挽回的摧残……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袁红冰，1952年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自由在落日中》一书是他在少年时代的见证，40万字的小说创作，揭露了中共20世纪60年代对蒙古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 回顾《自由在落日中》的写作背景，袁红冰说：“我出生在内蒙古，这本书是以我少年时代的经历做为背景。1968年左右，中共开始对蒙古人进行全面的种族灭绝性的大迫害，在那次迫害中，在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绝大多数蒙古人都被关押过，十多万蒙古人在酷刑折磨中死去，更多的人在身体上留下难以愈合的残疾。” “在这次大迫害后，蒙古人中的菁英分子，那些最勇敢、最自由的灵魂，基本上都被摧残殆尽，而蒙古的整个文化，包括蒙古民族的元气，在这次大迫害中受到了难以挽回的摧残。” “当时整个惨绝人寰的经历，构成我少年时期永远没办法忘怀的记忆。”面对着蒙古人大量地被迫害致死的人间惨剧，袁红冰的良心没办法再保持平静，当时他向内蒙古的苍天和大地发誓，一定要把他所看到的、蒙古人所经历的苦难写下来。 耗时20多年的秘密写作，1994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期间，因从事民主人权的活动，《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被中共警察搜走，之后，在流放到贵州一年后，克服困难，在秘密状态中重新完成了《自由在落日中》的写作。 在这本被袁红冰称为“B版”的书序中，他写到当年立下的誓言：“用诗意丰饶的文学之美，为凋残于中国现代专制政治下的无数蒙古青年男女那白桦树般青翠秀丽的生命，创作一首安魂曲——一首将在未来年代的每一个暮色中，都随着银灰色的无边草浪，涌向天际深红落日的安魂曲。” 这本书在2004年袁率团至悉尼（雪梨）访问脱队后，才有机会出版问世。出版后，袁红冰收到很多蒙古人的来信和致电，他们对于蒙古民族这段惨痛的经历最终由一位汉人作家记录发表，感到既感谢又遗憾。遗憾的是写作者不是蒙族人，感激的是，如果没有这本书，蒙古人那段惨痛的历史遭遇将永远被中共暴政封闭在专制铁幕之下。 心灵痛苦更甚肉体消亡 曾有读者问书名为何取为《自由在落日中》？袁红冰答说：“内蒙高原最美是落日，蒙族人性格美丽、高傲、狂放，却在暴政中凋落，但是像落日一样，即使在最后的瞬间仍然美丽。” 在这次专访中，袁红冰谈到在写作《自由在落日中》这本书的过程中，他更加认识到“蒙古人所经历的悲剧，不只是一大批菁英分子肉体上被消灭，更是这个民族经历一种‘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的痛苦，是一种心灵的痛苦。” 袁红冰分析道，由于内蒙古这地方，离中共的心脏地带北京较近，中共长期对内蒙实施大量的移民政策，使蒙古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逐渐成为一个少数的存在，再加上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政策，“我亲自看到一个民族是如何一点一滴被消灭掉。” 袁红冰意识到“单单去描写蒙古人肉体上、物质上被消灭的痛苦，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描绘一个曾经那样伟大的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被消灭，所产生的心灵的痛苦。”也因此，如何让这种心灵的痛苦升华为自由和生命的史实，构成了《自由在落日中》的写作背景。 蒙族文化灭绝 更甚藏人 袁红冰表示，和西藏人相比，蒙古的文化处于更悲惨的境地，目前在蒙古境内，除了那些为娱乐游客的歌舞之外，蒙古文化基本上已经被摧残殆尽了。在内蒙古整个疆域之内，蒙古人已经成为一个很少数的民族，“蒙古人在相当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在中共的统治下消失了。” 袁红冰认为，蒙古和西藏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一，蒙古没有产生像达赖喇嘛这样的宗教领袖，带领民族走向流亡之路，某种程度保留藏人的文化传统。其二，藏人拥有属于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因此，无论他们在肉体上、在现实中，受到多么重大的挫折和遭遇多大的屠杀，藏族文化仍然在藏人的心灵深处、精神层次上，顽强的保存下来。 蒙古不同的是，蒙古人以前也信奉过藏传佛教，但毕竟这个宗教对蒙古人来说是外来文化的影响，不是从他自己民族的血肉中生长出来的，并没有变成蒙古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随着宗教信仰的被摧毁，蒙古文化就失去了心灵的依托。 在面临种族文化消亡的危机下，15年前，蒙古的知识分子哈达因主张“争取南蒙自决”，被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名，判监禁15年，原订今年一月刑满出狱，在国际关注下，却一家三口失去踪影。由于哈达在蒙古人权和重建文化的努力，他的再度失踪，让外界更加关注蒙族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汉人已成文化亡国奴 除了著作《自由在落日中》，同时著作描绘藏民族遭到中共残害的苦难故事《金色的圣山》，袁红冰认为，汉、满、蒙、回、藏各民族都有历史悠久、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唯有其文化传统的存在，才是民族存在的根本标志。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拥有不断变化的内涵，但关键是，中共以‘中华民族’的名义，对各民族，包括汉人，实施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推行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 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从文化的角度最先被消灭掉的民族，其实就是被他们认为是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汉人”，“汉族的文化早已被摧残，现在在整个中国大地上，能够真正实行文化统治的，是来自西方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现代表现，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袁红冰认为，“从今天中国角度来看，把人的存在当作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来考虑的话，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已经变成了文化的亡国奴，汉人已经成为一个丧失文化祖国的族群。” 而蒙古人要重建自己心灵的家园和文化的故乡，袁红冰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快的和中国人民一道摧毁中共暴政，让整个东亚大陆从共产主义最后的巴士底狱中共暴政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 (新纪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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