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在博客中透露，王青松，原籍河南信阳，少年曾在少林寺学武，考入北大前是地委机关干部，1979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89年在读哲学博士，曾任班级共青团书记，属当年北大风云人物。1989年六四事件后，王青松携当时任北大英语系教师的张姓妻子，双双辞去北大教职，一起退隐河北深山。

这个新闻出现在网络，被多个网站转载和媒体报导，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人们对王青松夫妇隐居中的生活很感兴趣，比如王青松与其妻和泥筑屋，开荒蓄水，植草种树，耕牧读书，连生儿子都是自己接生。全家风生土长，与大自然为友。无电、无电视、无网络……唯一进口的物资是食盐。土地没有农药、化肥，环保而脆弱。进出大山的物资，全部是王青松用担子挑出挑进。目前，王青松家有数百只黑山羊，三头猪，几十头黄牛，几匹骡马驴。放羊基本靠8岁的儿子一人负责等……

引起我对此事兴趣和关注的是王青松夫妇隐居的时间背景和原因。

王青松夫妇选择在1989年的六四之后归隐，是身处那个时代知识份子无奈的选择。

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知识份子一直是社会思潮的领导者，一直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论述者。

“知识份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

中共建政后，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的几代知识份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压，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从此战战兢兢，不敢再提传统的价值，不敢再坚持知识份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冯友兰、郭沫若，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批评便吓得赶紧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这种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

1989年六四屠杀后，许多良知尚存的知识份子包括王青松夫妇就处在这样的痛苦之中；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理想境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面对残暴的专制极权，王青松夫妇无奈之下选择了归隐，回归自然，选择了孤独寂寞恬淡艰苦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实践着传统知识份子的理想。

还有另外一批良知不灭的知识份子，在肃杀的环境中忍辱负重，在体制内最大限度地艰难地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虽然用的是最温和与合法的方式来监督政府，希望用改良的方式改变中国的现状，但是这些人一无例外地遭到统治者打压与封杀，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如昔日客死它乡的刘宾雁，近日被迫从南方周末离职的长平、笑蜀。

还有另外一类知识份子，坚决不和专制极权有任何妥协，用勇气和良知突破当局的言论底线，大胆的讲出令统治者恐惧的真相，而遭到当局的残酷迫害打压，他们或失去自由或失去生命，如高智晟、胡佳、力虹等，他们是在用生命实践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的信念。

剩下的还有一类人，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是抬轿子、吹喇叭的匠人，辅佐的不是圣贤之君，而是鸡鸣狗盗之流，于是这帮文人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这些人为专制极权背书，不遗余力地帮助统治者出谋划策镇压异己残害人民，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葬送了国运，而且从道德上沾污了知识份子必须具有的清白。如何祚庥、余含泪之流。

时至今日，中国的“专家学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继承了深厚正统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份子，其中绝大多数经过中共无神论、斗争哲学、社会发展史洗脑，他们只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对正统的儒释道文化并未做过深入研究，更未将其融入生活。

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就这样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王青松夫妇为避乱世，隐居深山，他们能够找到这样一处归隐的田园让同道中人钦羡不已，如今媒体报导了他们的行踪，不知道会对他们的隐居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校友和朋友唐师曾在博客上公开了他们的信息，也可能得到了他们的同意，难道他们在深山中，也嗅到了一丝气息，感受到了那即将到来的世事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