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日晨打开电视，央视四频道正在滔滔不绝地介绍红色经典影片《刑场上的婚礼》，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忍无可忍，只好换个频道。谁知换过另一频道，又正在介绍歌颂青年毛泽东的“红片”《风华正茂》，更吹捧得肉麻，于是只好关了电视，图个耳根清净。

从“陈饭”中嗅出另一种气味

不过关电视之前，还是被动地听见了一大堆对《刑场上的婚礼》的吹捧之词。其实这个所谓的经典“红片”只是一碗重炒的“陈饭”。上世纪大约八十年代初就拍成了一部电影。大概情节是，中共地下党员周文雍、陈铁军二人假扮夫妻，因从事“颠覆国民政府”的地下活动被捕判处死刑。在刑场上二人突发“革命浪漫主义”之奇想，宣布要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后再赴黄泉。而“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允许陈铁军在刑场上高声呼喊：“刑场就是我们结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等等煽动性的口号。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看这个电影时，完全受中共“洗脑”的诱导，被沉浸在诸如“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之类的“感动”中。但人不可能是永远的幼稚，特别在度尽劫波后“关注点”也就变了。现在再重新审视这个所谓的经典红色影片时，我关注的就不是什么“英雄气概”，而是作为执政当局是否尊重起码的人权标准，是否有起码的执政的伦理道德。

对比是最好的识别方法

站在不偏向任何一方的立场来看，周、陈二人被处死，并非冤案，也不是错杀。他们要暗中组织暴力推翻当时的政权，执政党方面肯定要对其进行暴力镇压，因此国民党并没有滥杀无辜。反观中共在夺得政权后，对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抵抗的前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则根本不顾中共自己原先公布的所谓“约法八章”中承诺的“既往不究”的诺言，假“镇反”之名大肆进行屠杀，甚至按人口比例定出杀百分之几的“标准”。更有甚者，连抗日将领、将士也“在劫难逃”。至于后来的“肃反”、“扫残”（扫除残余“反革命”）直到文革，更是乱抓、乱判、乱杀。两相对比，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是嗜血的暴政。

按照现代普世文明的准则，死囚虽被剥夺了生命权，但其人格与个人尊严的人权并未被剥夺。国民党政权虽算不上是个民主政权，却多少还有些执政者的伦理道德。周、陈二人能在刑场上举行婚礼，进行煽动性的宣传，高呼骂当局的口号，这影片若是国民党拍的肯定令人质疑，然而却是它的“政敌”──中共拍的，难怪大陆有网民发帖称震惊，“原来国民党如此仁慈！”，“这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的事吗？”当然，这类帖很快就被“和谐”了。

同样用政治犯作对比，而且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张志新不但是政治犯，而且是冤案，后被平反，还谥之为“党的好女儿”。她被执行死刑前，竟然先被割断喉管（有文章称还受到性侵犯），就是怕她发声。同样被冤杀（后来也是平了反）的李九莲，执行死刑前用竹签将其舌头与下颚钉在一起，当然也是怕她发声或呼口号。被杀害后还弃之荒野，任人奸尸。如果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有能耐干出一半这种“果断”的勾当，恐怕周、陈二人“刑场上的婚礼”早就化成了泡影。其实张志新、李九莲的遭遇并不是绝无仅有，四川大学生物系“右派”女生冯元春同样是被虐杀的；林昭被杀害后，还要向其家属讨要五分钱的子弹费。甚至刘少奇、贺龙都是被活活整死的。张志新她们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点不同的政治异见，并没有像周文雍、陈铁军那样暗中组织暴力颠覆政府，所以难怪有网民惊叹“原来国民党如此仁慈”！

我作为一名“右派”兼“反革命”在监狱里二十多年，杀人的恐怖场面至今犹历历在目。由于皆是无名之辈，而且时过境迁，说出来还怕被人骂“造谣”呢！所以在此只好不说了。

周文雍与陈铁军并非是特别被“优待”的死囚。曾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袖的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在被执行死刑前，不但让他从容不迫地写下绝命书，最后还由他自己选了一块芳草如茵的草地坐下说“此处甚好”，然后饮弹而亡，未受到任何侮辱虐待。再看一九二八年时任中共地下党宜宾特支书记的李家勋（字仲权）在四川宜宾被枪毙前，向主管执行者、宜宾城防司令秦筱楼旅长提出死前要发表演说。秦慨然应允，并让他在市中心大观楼围观民众面前，足足讲演了近两个小时。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秦筱楼旅长在中共“解放”前夕还参加了“起义”，“镇反”中以“反革命罪”被杀，别说发表演讲，连妻子儿女也未得见一面。笔者本世纪初曾去凭吊过秦先生在宜宾（现卫生学校旁）的旧居，当地人对他评价也还不错。

“旧社会”并不“万恶”

今天掀起的大唱“红歌”大演“红片”，其实就是把当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重新搬回来，搞“忆苦思甜”那一套来哄骗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无非就是要渲染“旧社会”如何暗无天日，人民生活如何“水深火热”。对今天许多从未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不明真像的群众”来说，确实还能骗到不少人。然而掩盖事实真相，又往往会受到事实的嘲弄。一幕《刑场上的婚礼》就让不少观众发现，原来“旧社会”不但不万恶，还十分有人情味。再看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据史料记载，一九二七年左右，武汉纺织女工一月工资为三十多块大洋，高于当时一个科长的薪俸，而当时的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一九二七年在上海，二号梗米二百斤仅售十四个大洋，面粉一包四十四斤才三元三角。每块大洋可换二百至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就可买个鸡蛋。今天一个工人平均月工资不过一千多元，别说比科长，比个普通公务员都差天远。而一个鸡蛋就是七，八角，一斤肉十几元。

周文雍与陈铁军，当年应是一腔爱国热情而视死如归。但如果他们看到今天的中国是如此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道德沦丧，他们会不会感到自己上当受骗白送了性命，而悔不当初呢？

所以“红歌”再唱得婉转动听，“红片”再演得惟妙惟肖，但在当今中国社会无情的现实面前，产生的“宣传效果”令中共当局始料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