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乔布斯与他的伙伴开发苹果电脑以来，电脑工业便发生一系列革命：原先复杂的电脑操作，变得简单易行；枯燥的数位演变为图文并茂（并影响到其他电脑产品）；进而数码化；延伸到影视领域，制作出震撼视觉的动画片；再进入手机领域，创造出集电话、网路、商务、查阅天气交通等综合功能的通讯工具（iPhone）；随后，又开发出视讯转换器（iPod）……

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乔布斯为“美国最伟大的创新者”，指出：“他重新定义整个工业，达成人类史上最罕见的成就之一，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法国总统萨科齐称赞乔布斯是“伟大的企业家和发明家，数码革命的先驱。”英国首相卡梅伦盛赞乔布斯是“富有创意的奇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乔布斯创造了人们能够使用的工具，这些工具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更改变了整个世界。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

在中国，一个科学发明者或技术创新人，死后，断无可能获得如此高度的赞誉和如此隆重的报导。在当代中国，只有那些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才有资格，在他们死后，获得媒体的隆重报导和官方的夸张赞誉。

这一现象，写照出中国“政治挂帅”的体制模式，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一个疑问：自夸“中国崛起”、宣传“美国衰落”的中国，却为何出不了一个乔布斯？

“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中国，利益和荣誉，以最大幅度，倾斜于官场。当今中国，入党、升官，仍是许多人的首选，至少也要捞个“公务员”职位。不为理想，只谋私利；不为情操，只图虚名。不受监督与约束的制度性好处，就在于，一顶乌纱帽在手，自有捞不尽的滚滚油水。

至于技术发明与创新，中国的法宝，大抵只有两个字：抄袭。“崛起”后的中国，所有“尖端产品”，举凡隐形战机、航空母舰、太空船（“神舟”系列、“天宫一号”）等，无不是抄袭、剽窃、盗版的“杰作”。

既然有政治上的“假大空”，论文抄袭、学术剽窃、技术盗版，也不过就是上行下效。从官场腐败到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不过是顺理成章。从政治上的思想禁锢，到教育上的观念陈腐、技术上的保守呆板，一脉相承。于是，中国学子，考试高分，创意零分；学习尖子，实践矮子。“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就是培植奴性、扼杀个性。

诸如乔布斯于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出位演讲”，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校园。在那场著名的演讲里，乔布斯呼吁学子们：“别浪费生命过别人的生活。不要被教条所束缚，因为那是别人的目的。别让其他人的意见压过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要勇于追随自己的内心和直觉……”

乔布斯的忠告，要旨就在于，保持独立人格，展开独立思维，作出独立判断。而所有这些，在极权中国，恰恰是最难产的素质、最稀缺的人品。设若有一个中国学者，在中国校园里，发表类似乔布斯那样的的演讲，在中国独裁者耳里，必为“异端邪说”，必欲封杀其言、监控其人。

一个叙利亚移民的后代，一个被收养的儿子，一个靠捡拾可乐瓶、换回5美分去买食物的穷孩子，一个为了到教堂“吃一顿大餐”而步行7英里的辍学生，一个因不愿让父母为自己付出高昂学费、而毅然于中途放弃大学的年轻人，依照自己的个性，展开独立的人生，从事独特的创新。

“全球影响力”，之于乔布斯，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定义。其伟大成功，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生活，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34年间，乔布斯的创意层出不穷，人类的通讯、资讯与生活方式，也随之日新月异、丰富多彩。

又是一个美国梦的故事，无数个美国传奇之一。这样的美国梦、美国传奇，在极权中国，断无萌发的可能。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其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