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路边的摄像头录下了整个惨剧的过程，视频上网后，激起公愤，成为一桩轰动海内外的大案。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道德滑坡、良知沦丧、人性冷漠，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但究其原因，却各有评说。

有人谴责肇祸司机，是刑事犯罪；有人谴责冷漠路人，“良心被狗吃了”；有人批评小女孩父母，对孩子缺少应有的监护。

这些都对。问题是，连续两名司机碾过小女孩的身体，难道仅仅是孤立的“刑事案件”？尤其，头名司机在前轮碾倒孩子后，忧郁片刻，又继续开行，让后轮再次碾过孩子，其心理底蕴是什么？事后知情的谴责人群，与那18名过路人，良心上真有天壤之别？如果处境倒换，事后的谴责人群，会不会就是事发时同样冷漠的过路人？事发时的过路人，会不会就是事后同样激愤的谴责人群？小孩父母固然失责于监护，但在中国，何曾有任何法规，要求父母必须陪护未成年子女，就像文明国家通常所要求的那样？

有人说，佛山让中国蒙羞。然而，见死不救，遍布中国，数不胜数，又岂止佛山一地？有人以4年前南京“彭宇案”（彭宇好心扶起跌倒的徐老太并送医，却被后者告到法庭，彭被法院判定撞人并赔偿4万元）为“教训”，认为彭案当时被“炒作”太过，以至于出现“有人跌倒该不该扶”的社会困惑，似乎，相关媒体和记者当年对彭案的报导，对后来的人倒不扶、见死不救负有责任。然而，中国的见死不救，流布已久，又岂只4年的发展历程？

有人归咎于经济发展，认为那是人们“GDP崇拜中的情感缺失”。外国媒体的评述，也多以“中国经济腾飞，拜金主义盛行，带来社会问题”为笔墨，以为，中国社会的见死不救，是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新问题。

中共官方如何评说？《环球时报》总编辑振振有词道：（小悦悦惨案）“量出了中国社会道德温度的最低值。利己主义很可能处于它在中国文化中立足以来的最高峰值上。谴责利己主义的扩展，谴责一些人对利己主义的宣扬。”然而，谁在宣扬利己主义？谁在为利己主义的扩展推波助澜？难道不是那个声称“为人民服务”、实际却强求人民为他们服务的执政集团、腐败集团？那个不要监督、无须选举、不得罢免的“万岁政府”？

广东省纪委书记“要求社会各界深刻反思，如何在社会建设中重塑道德规范。”广东省委书记言辞激烈地说：“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冠冕堂皇的说辞，都是指向社会，谴责社会，问责于民，嫁祸于民。何不反问，那个不准反思（历史）、不准报导（真相）、不准批评（当局）的执政党，对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人性扭曲，做出了怎样的示范？充当了怎样的推手？何谓“上行下效”？何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实际上，中共自诞生以来，就不仅用枪杆子摧毁中国人的肉体，而且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摧毁中国人的精神。以“土改”为例，为了抢夺地主土地和财产，中共发动民众“斗地主”，怂恿地痞流氓以撒谎、造谣、诬陷等手段，编造故事，制造仇恨，罗织罪名，中共“工作组”随即对地主们施以公审、示众，当场杀害。那时候，血腥满目，人人恐惧，岂止见死不救？多少落井下石！谋财害命的“土改”，只是大恐怖的开始，只是共产党摧毁中国人精神与道德的第一步。

而后，中共接管中国，凡六十余年，重复上演这类恐怖剧，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监禁维权人士、残害西藏，血洗新疆……而无数这类恐怖剧的实质，都是对良知与勇气的逆淘汰，惩善扬恶，扬恶弃善。

这是一场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战争，从肉体到灵魂，从物质到精神。历经大半个世纪，中国人终于被彻底打败，“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沦为一个贪生怕死、冷血无情、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物化民族。人类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友爱之情，以及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品质，荡然无存。一个党打垮了一个民族。

在这个变质的民族里，拾荒妇陈贤妹，不过是罕有的例外，十九分之一。大概在于，陈贤妹不读共产党的书，不看共产党的报，不听共产党的广播，中毒较浅，受害较轻，因而良心未泯。

两岁的小悦悦，可怜的小悦悦，她不仅仅是被碾死的，她是被谋杀的，被两名司机谋杀，被18名路人谋杀，被整个国家谋杀，而整个国家，早已遭中共绑架，整个民族，早已遭中共荼毒，以至于，堕落而不自知、沉沦而不自省、昏睡而不自觉。被谋杀的小悦悦，并不是一个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