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家”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在召开年会的日内瓦发表这个声明的。它所提到的人权记录最差的六个人权委员会成员国是中国、古巴、厄立特里亚、沙乌地阿拉伯、苏丹和辛巴威。他们的声明还提到其他的一些成员国也属于不自由的国家，比如埃及、巴基斯坦、俄罗斯等。自由之家的发言人克里斯－沃克尔告诉记者说 --
自由之家发言人：我认为人们强烈的感到，人权委员会已经失去了人们对它的信任，它已经不能行使它应该行使的功能。我们发表这个声明就是要表明，让那些人权记录很差的国家，像古巴、苏丹、中国，来指导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是不合逻辑的。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近透露他建议组成一个只有人权记录最好的国家可以参加的组织来取代现有的人权委员会。自由之家对此表示欢迎。
中国被视为是人权委员会成员中，人权记录最差的六个国家之一，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总部设在美国的“龚品梅枢机主教基金会”31号报导说，河北宣化的地下天主教神父，75岁的赵克勋30号被公安逮捕。当时他刚从一个人家里做完弥撒，正在回家的路上。该基金会负责人龚民权谴责说，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糟。
龚民权：现在在中国他们根本没有宗教的自由，在河北一个省有五个主教被扣留在监牢里面，还有河北的30几个神父，这好像有一个很密切的计划，一步一步来消灭地下天主教会，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
中国地下基督教华南教会负责人之一刘先枝，30号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中国的宗教人士受迫害的情况作证。她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描述了她因参加地下基督教会的活动而被公安抓去后受虐待的情况。
刘先枝：他们就把衣服绞了，丢在我面前，一个人就把我推倒在地，用脚踏住我的上身，另一个人用脚踏住我的腿，还有一个人给我强行戴上脚镣，让我在他门中间丢来丢去，一直走到我精疲力尽，他们还有人在后面推我，打我，还有人用脚踩住我的脚镣让我摔倒在地上，他们把我拉起来抓住我的头往墙上碰，最后一个人拿着衣架打我的脚，我的一只脚被脚镣磨破，又被他们用衣架打得乌肿的，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昏倒在地上，他们就骂我装死卖活，并且有一双穿着鞋的脚在我的手指上死劲的碾，我疼得天旋地转，两天两夜的时间没让我上厕所，也没让我吃饭，也没让我睡觉。
刘先枝说，她还受到公安干警用电棍折磨。
刘先枝：他们还用电棒在我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击打，我的胸，我的背部，我的头部，我的腿部，我的臀部都被他们用电棒打过，他们要拉开我的衣服，我当时就拚命用我的手护住我的胸，他们就用电棒一直电在我的手上，直到我的手都起泡，我疼痛的喊叫，他们就把电棒放到我嘴里面，我嘴里面全是血泡，好长时间我都不能吃饭。
刘先枝说，那次被捕是在2001年5月，已是她第三次因为信仰而被捕。后来她被判有期徒刑两年。进行复审时她被无罪释放，但是她一走出法院大门，就被公安告知，她被判三年劳教。她谈到她在被劳教时的遭遇：劳教所的干部不准我们祷告，不准我们看圣经，也不准我们基督徒彼此来往，干部经常说我们是邪教，要写悔过书，要我们写决裂书，与我们所信仰的决裂，如果不承认是邪教的话，干部就劳动体罚我们，甚至有的不承认是邪教就不让吃饭，劳动量非常重，我的身体体质在里面变得特别差，有几次都昏倒在工作台上。
记者：你们做什么工？
刘先枝：下地干过活，养过鸡，做过圣诞节的灯泡，都做过。
刘先枝接受记者采访时正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会场附近。记者问起她对自由之家的声明有何看法时，她表示，中国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人权委员会的成员。
刘先枝：在中国不止我一个这样的，我知道的就有上百个这样的基督徒遭遇，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都有这样的，人权、生命得不到保障，我觉得中国是没有资格坐在这的。
刘先枝在2004年劳教期满后，在美国基督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帮助下来到国外。该组织的负责人付希秋向记者表示，他们还将向人权委员会公布一份湖北省云阳市打击邪教的机密文件。
付希秋：那个文件里面虽然是一个市级的文件，但是里面提到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和湖北省委的精神，全国从上到下，从干部到基层的农民，从学校到工厂，轰轰烈烈的一场所谓“反邪教警示教育”的一个运动，所以要求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要在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号之前上交一份具体的怎样进行反邪教、打击邪教的一个报告。
付希秋非常赞同自由之家的观点，他也认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没有起到它该起的作用。
付希秋：从联合国最高的人权机构的机制来讲，最后变成了包庇、纵容，反而起到一个保护这些迫害人权国家的作用。
记者：每次有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时，总是被中国通过游说把它压下去，是吧？
付希秋：对，利用里面势力的程序和其他几个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用小恩小惠，再拉拢几个其他小国，连表决的机会都不放到大会上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权事业的悲哀，所以这个人权委员会如果再不改善的话，不进行剧烈的结构性改革的话，那它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报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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