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拉斯是撩开共产主义面纱，揭示社会主义真相的先驱，也可说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最早的掘墓人和民主化的奠基人。如果说，从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一九八0年波兰团结工会、东欧人民为实现自由民主前仆后继，通过可歌可泣的英勇抗争，最终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下走向民主化，那么，在此过程中，吉拉斯用他的《新阶级》及一系列著作，已经在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破产和终结。

在苏东民主化已经二十多年的今天，已故十多年的吉拉斯不会想到，自己的著作非但没过时，中国共产党还在为《新阶级》增添新的注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状还在为《新阶级》提供最典型最完整最鲜明的蓝本，《新阶级》将因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范例”而显示其伟大和不朽。

正因为如此，中共对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讳莫如深，尽管早在一九六三年就以“ 灰皮书”的形式内部出版发行《新阶级》（一九八零年翻印），供中央高干参阅，却迄今不允许公开出版发行，当年上百种“灰皮书”（社科类）和“黄皮书”（文学类）已基本解禁，唯独《新阶级》例外。

吉拉斯其人其事

中共为何如此惧怕《新阶级》面世？《新阶级》论说的尖锐和敏感是一个因素，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新阶级》作者吉拉斯的身份。

吉拉斯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南斯拉夫黑山的一个农民家庭，十八岁入贝尔格拉德大学，在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左翼学生团体，一九三二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次年，吉拉斯因参加反对王室的示威而坐牢三年，一九三八年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两年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时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吉拉斯是抗击法西斯的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成员。战后，吉拉斯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担任多项要职，一九五三年当选为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

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共产党人，为何会成为最激进最彻底的反共分子？黑山人天性中的反叛精神、追求和向往个人自由的性格，是他认清共产主义专制本质的基础，斯大林的暴行是他反思社会主义的开始。

一九四四和四五间，吉拉斯三次访问苏联，第一次甚至带着朝圣般的“狂喜”心情赶去。但所见所闻令他不止大失所望，更是震惊不已。在二战的关键时期，斯大林竟然还在军队中进行大清洗，许多高级将领不能浴血沙场，却冤死于自己阵营内的大屠杀。同时，斯大林和亲信高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通宵夜宴酩酊大醉。

一九四四年，在苏军高层默许下，进驻贝尔格莱德的苏军一路强奸妇女、凶杀抢掠，斯大林还不以为然，粗暴无理地对待铁托和吉拉斯提出的交涉，使吉拉斯看到苏联对弱小国家的傲慢蛮横。对此，一九四九年五月，吉拉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

吉拉斯由此开始省思社会主义大家庭，率先提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见解，是铁托推行背弃苏联走经济自治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路线的倡言者。吉拉斯并不到此为止，进一步提出要削弱南共联盟、建立政治多元、个人享有自由的开放社会。这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为此他被撤销全部职务，一九五四年，他主动退党。

一九五五年，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呼吁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被判入狱十八个月，不久假释。一九五六匈牙利爆发革命，吉拉斯在纽约《新领袖》周刊发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马列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同时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现行政策的声明，因此再度被捕，被判刑三年。吉拉斯入狱前把《新阶级》手稿寄往美国，一九五七《新阶级》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他却因此此书被加刑七年。

《新阶级》一出版就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许多沉迷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人士从此觉醒，也启发了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苏联和东欧的无数知识份子，使他们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这就是中共至今不敢直面《新阶级》的原由。

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

《新阶级》的副题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全书在深入剖析共产主义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告诉人们：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理论构建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当时资本主义处于原始积累阶段，面对资本家和工人的巨大贫富差距和矛盾，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只有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来解决，并在“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然而，马克思认为应该革命的英、法等民主和工业化的国家，经过劳资双方的改良，逐步缓和了矛盾，没有爆发革命，社会主义没有实现。相反，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业化程度很低，按马克思的理论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奉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用暴力推翻了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社会主义。

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必然要求集中一切资源。于是，新政权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甚至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新阶级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特产，出现于列宁时代，在斯大林手上成熟，从毛泽东到金日成等人统治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概莫能外。

新阶级的特征

共产党官僚组成的新阶级，既可任意支配和拥有全国的财富，又不用为这些财产负责，使他们挥霍起来更加肆无忌惮。“这个新阶级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等领导人不仅生活穷奢极欲，最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召开（党和政府）会议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

这也是中国新阶级的的写照，甚至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在全国有几十处行宫，其他副主席或常委也在各地置有行宫或别墅；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的菜谱仍然是中西珍馐；最荒唐的是，一边饿死几千万人，一边用一万多吨粮食酿制两千零七十九吨茅台，供新阶级的人享用。社会上一九五八年就禁止跳舞，许多人因违禁跳舞被判刑坐牢，但中南海里却一直跳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等巨头还叫来空政、公安文工团的年轻女演员陪舞，“宠幸”的女孩还要陪到床上。各省市的新阶级也自成一个小王国，也是花天酒地。一九六五年柯庆施去四川，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设宴招待，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等人作陪，柯庆施因饕餮美食过量和饮茅台，导致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活活吃死了。邓小平常在打桥牌时决定重大人事早已闻名，最近，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揭秘：邓小平因打桥牌而罔顾河南溃坝救灾，酿成二十三万人死亡的震惊世界的惨剧。

超越《新阶级》的邓式改革恶果

如此荒淫无度的新阶级必然引发天怒人怨，毛泽东的“三年自然灾害”加十年文革，搞得中国遍地饿殍民怨沸腾。邓小平上台后不得不搞经济改革，并在农民舍命包产到户的压力下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才开始解决温饱问题。对此，吉拉斯早有解释，“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

但邓式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巩固共产党的江山，并以“让一部份先富起来”的名目，维护新阶级和他们的子女的利益。正如《新阶级》所说，“凡是共产党首脑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

果然，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当经济建设需要用地时，地方官僚为了牟利强行出卖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农民遭受新一轮的压榨。而国有企业则用“股份制改革”的形式，把大量国企转移到新阶级手里，成了新阶级及他们子女经营的私产。

尽管吉拉斯说过，掌握国家一切资源的新阶级必然照顾自己人，分派肥缺，或者任意分配各种特权，各种寄生作用和腐化不可避免，“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但中国新阶级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幌子，通过“私营化”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 ，“更新”了吉拉斯关于新阶级的定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阶级的超级版。

中国的新阶级难逃灭亡的命运

当年，即使在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推行改革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一大批秉持这样信念的人的引导下，才多米诺骨般轰然倒塌的。

可悲的是，《新阶级》发表已五十五年了，血淋淋的六四也过去二十二年了，目下中国的权贵新阶级的贪婪和邪恶程度，远远超过吉拉斯描述的社会主义新阶级，但中国却至今没有出现吉拉斯这样决绝的反叛人物。

不惟如此，中共党内仅有的一些异议份子，甚至不少体制外的反对派精英，迄今没认识到或认识到了也不敢像吉拉斯那样，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彻底否定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的意识还停留在改善党的领导，修正党的路线的层次，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改良上，由这样的“反对派”和中共较量，二十多年来中国民主化不进反退也就不足为怪了。

好在世界形式突飞猛进，年初兴起的席卷阿拉伯国家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势如破竹，中国民众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看清了斗争的方向和目标，不再对中共报有幻想，纷纷加入各种形式的维权抗暴斗争。中共为死保权贵新阶级的利益，动用卑鄙手段残酷镇压，看上去气势汹汹霸道如前，但面对澎湃而至的世界民主化大潮，不过是被冲决前的最后疯狂，他们与苏联和东欧的新阶级一样，最终逃不了崩溃的命运。

那一天来临时，中国新阶级今日的疯狂，只会证实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他们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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