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有如此不同，盖源于日本帝国只是武力胁迫，使之当了康德皇上，为侵略者摇旗，对其内心世界不予干涉。所以，御妃潘玉龄死后，日人献上多名美女照片劝他续妃，终被婉拒，害怕中计。被中共特赦后，他与御弟溥杰常有来往，每当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送来佳肴，他总是客客气气收下，嵯峨一走，马上倒掉，怀疑她是日本间谍，怕被嵯峨所送饭菜毒死。这是长期保留对日本帝国戒备心理的证明。

而中共对溥仪的改造则伎高一筹。不仅把他关在战犯集中营，等待军事法庭审判，有处决他的可能，而且，要他接受中共特有的洗脑系列，进行思想自新。这种双重威胁在溥仪身上取得明显效果，第一批特赦就被免予追究罪行而释放，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的自新表现在：领到选民证，获得选举权，他兴奋得睡不好觉，尽管正值切除肾脏、需卧床静养，他还是挣扎着投了一票。1962年毛接见包括溥仪在内的数位统战对象，他兴奋地说：“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这都是洗脑成果。

如果认为他对新的意识要求心悦诚服，那是不确的。一次，一个远房侄子突然遇见他，慌忙中立即跪下口呼“皇上”，他急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来这一套！”表面看，这似乎说明他摆脱皇权观念，是非分明了，其实却是吓得要命，对遗老给他磕头请安，他说：“这可不得了，要是接受了他们磕头，我就快没命了！”恐惧，使他牢记新的社会关系规范和程式，一言一行害怕被人窥视而心神忐忑，不敢越距。有一则思想汇报的经历很能说明这种情况。

一次，邻居郎姓者请其欢聚。谈话中，郎表示平生最佩服的人，一是淡虚和尚，认为他有先觉，二是江神童，据说5岁能背四书注，三是汪精卫。听到这里溥仪大惊：“他是汉奸啊！”郎说，“照现在说，他当然是这样，可是从历史人物说，他是了不起的。蒋介石逃跑，南京无人主持，他当时‘和平救国’，也是‘救国’呀！”这些话与溥仪获得的新的社会认识当然是不同的，他认为不与这种人同吃同喝才是划清界限，于是借故躲避了人家正准备的饭菜。

他还为此做了自我检讨，认为消极躲避而不是积极批判，“这不是站在工个阶级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的所谓‘各扫门前雪’的思想立场。这的确是我学习改造的程度比党和政府的期待距离得还很远。”这类检讨就是他在战犯集中营洗脑时惯用的格式。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程序：向组织汇报。“我回植物园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组织。田主任批评了我，说应当进一步采取对落后帮助的态度，不应当躲避。”这位田主任的标准倒是不高，没有把郎的私房话看作用“汉奸救国论”腐蚀末代皇帝并通知郎的单位废品公司和相关派出所，算是减少了一次阶级斗争风波。溥仪由于及时汇报而得到自我安慰：我已经向组织汇报了，证明我没有与郎同流合污，谁揭发此事也可不必害怕了。洗脑把溥仪的思想洗到这种程度，就可以让他时常露面而宣扬“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不必担心会出什么闪失。

延安整顿异己时也曾洗恼，把王实味当作典型，也曾把他推到中外记者面前，想让他替中共吹嘘一番，表白一下“党的恩情说不完”，可是，伪造痕迹太重，只听王实味生硬地直白：“我应该被枪毙一千次。但是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这样做假就太露骨了，哪如溥仪说得那么自然。所以，溥仪特赦后成了中共统战部门拥有的一宝，时常拿出来展览。

然而，对他还是不能完全放心。如果在他身上放一只窃听器，时刻监听他的一言一语，岂不稳妥可靠！《窃听风暴》写的是东德安全部门的故实，其实，共产弟兄之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过，那样做太物质化与现代化了，古老的东方文化，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自有窃听的变通方式。如果把窃听器转化为活生生的人，让这个人随影逐形，时刻在身边监听，岂不成为人性化窃听了吗？您可能以为这是说派一名训练有素的特工去。错了！特工哪能昼夜追逐？溥仪要躲进小楼成一统，您还真不容易掌握他的行动坐卧。这个人必须与他同起居，同声息，同悲欢，同命运，让他毫无异感。难道是让一个女特工做他妻子？您又错了！溥仪既然婉拒日本人介绍美女作续妃，他不能不警惕中共这方面动作的可能性。他当全国政协委员时，有人推荐一位懂数种外语的标致女士，该女士表示对他钟情，但被他拒绝了。必须选一位绝对不会引起他怀疑而又为他所中意的女士。

可是，这样的女人能够完成监听任务吗？这方面，您可能太小看中共了。自从周恩来在上海创办特科，中共在特殊战线拥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具体说，为溥仪选择妻子，要求社会背景是灰色的，不致引起怀疑，也不必发展为线人，免得中途叛变。借助偶然机会，不露声色，这位女士被发现了。她是北京朝阳关厢医院护士李淑贤。她的头任丈夫是警官，后被作为反革命判刑15年，两人因此离婚，但女方这段反革命家属身份是脱不掉的。此后，李与一日本大夫姘居，此人是潜伏的日本特务，被中共公安密捕，女方此段历史当然就不易说清楚。有这两点就足够了，安全部门平时可以任李淑贤作为普通公民自由活动，不与她有任何联系，只有当必要时刻来临，完全有能力让她为党国效劳，这在安保工作来说是易如反掌的。读者诸君可能以为我在这里是故弄悬虚，妄作推断。不！这一切是有据可察的。

毛泽东十分关切溥仪成家一事。1962年接见溥仪时特别把他拉到身旁，关注说：“你还没有结婚吧？可以再结婚嘛！”“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周恩来也非常关心此事。1961年接见溥仪时就提及他的婚姻问题，另一次接见又提及：“你是皇上，不能没有‘皇娘’ 哟！”周还向全国政协委员沙曾熙打招呼：“是否认识医药卫生界的大夫或护士？”恳切地要求沙曾熙为溥仪物色一个合适对象。一个党主席，一个总理兼政协主席，为一个统战人士的再婚热衷到如此程度是不同寻常的。溥仪成家问题成了需要毛、周亲自过问的大事，以前何曾有过？王海容身为外交部副部长，何曾见到他们关心她的独身问题？

不久，溥仪与李淑贤相识，全国政协马上派人了解李的历史情况。由于李很少暴露自己的复杂经历，她的单位对此了解不多，全国政协还要求溥仪重点了解她的婚姻史，溥仪追问后向政协领导作了汇报。不仅如此，还惊动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1963年2月28日，他郑重写信给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和公安部副部长薛子正：“最近有人替溥仪介绍了一个对象，名李淑贤，现年36岁，在朝外医院当护士。李对溥甚为积极，溥要求我们代为了解，表示如无问题当继续来往一个时期再看。然我们了解李过去的第一个丈夫已被镇压，本人不够进步，亦未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认为，本人既无何问题，似可将这些情况告知溥仪，让他们继续来往一个时期再看。妥否，请示。”这里所说“溥仪要求我们代为了解”纯系编造，溥仪从未提出这种要求。此信实质是请示公安部对李作为溥仪妻子是否认可。一个全国政协委员要成家，居然需要得到公安部批准，也就是要受到安全部门的监视、控制，对此，您还有什么异议吗？

溥仪与李淑贤夫妇的故事至此仍未结束。婚后李淑贤发现，溥仪完全不具备性生活能力，这使李一心生育子女以尽母爱的愿望落空。为此，两人大吵。溥仪跪地求饶，以允许李自寻男友为条件而要求保持现有婚姻关系，不然就以用菜刀抹脖子相要胁。溥仪脸上被抓伤。这桩婚姻关系岌岌可危了。

溥仪这种病是当宣统皇帝时宫廷的荒唐生活所致，他与后妃均无性关系，病情深重。婚前，全国政协组织曾出钱为他治疗，以后问起来，溥仪只是含混敷衍过去。当时忙于完成毛、周交待的帮助溥仪成家的任务，谁还有心思关心他的病情。一次，地矿部长遇到李，悄悄问：“你和溥仪在一起生活习惯吗？能生活到一块吗？”“我说什么好呢？我有苦难言，只能低着头，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凑合著吧……’见我这种态度，何长工明白了，也就不再追问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去过溥仪家，他问：“你们新婚之后，怎么样啊？”“我心里难受，可表面不愿说。婚后的尴尬，这可怎么对人说呢？……我把肚里的话咽了回去，只是违心地说：‘挺好，挺好……’”溥仪在旁一直沉默，廖沫沙仅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情况被详细汇报到周恩来处，周表示：不能离婚！于是，全国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去做说服工作：“你和溥仪结婚这件事，国内外都知道，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你们夫妻之间闹矛盾的事，我都知道了──溥仪有病，他也正在治疗。在家庭里，你就算做他一个‘保卫工作者’吧……”这叫什么话？“国际影响”：人家只是把末代皇帝再婚看作稀罕新闻，谁会同意无性能力的夫妻关系必须保持？做他的“保卫工作者”：为什么不配备解放军战士昼夜站岗，一个女人能保卫什么？

连以农这番传达上峰旨意的话，充分显示中共为了自己的监控利益而毫无人性观念的野蛮性质。在他们看来，李淑贤并不具有“人”的起码价值，她只配做共产党的工具──溥仪身旁的“保卫卫作者”，随时随地将溥仪言行录影录音以备党的审查。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亲自出马，召见溥仪夫妇。临别时，周对他们说：“你们夫妻要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听说你们俩身体不是太好，不能生小孩儿。我不是也没有小孩儿吗？全中国的小孩儿都是我的小孩儿嘛……”溥仪无话可说，李淑贤以后再也不敢提离婚了。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方面能力，害得我婚后神经衰弱，吃了不少谷维素都没有用，长期失眠，弄了一身病。最后没办法，才切除了全部子宫……”。

溥仪和李淑贤的晚年为中共的洗脑和监控提供了生动写照。请记住：中共就是这样一个不讲人性、只图私利的野蛮政党！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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